顾亭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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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古之帝王，其立五岳之祭，不必皆于山之巅；其祭四渎，不必皆于其水之源也。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灊，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恒山于上曲阳，皆于其山下之邑。然四岳不疑而北岳疑之者，恒山之绵亘几三百里，而曲阳之邑于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请也。
河之入中国也自积石，而祠之临晋；江出于岷山而祠之江都；济出于王屋而祠之临邑，先王制礼，因地之宜而弗变也。考之《虞书》：“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周礼》：“并州其山镇曰恒。”《尔雅》：“恒山为北岳。”注并指为上曲阳。三代以上虽无其迹，而《史记》云：“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汉书》云：“常山之祠于上曲阳。”应劭《风俗通》云：“庙在中山上曲阳县。”《后汉书》：“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于上曲阳。”《郡国志》：“中山国上曲阳，故属常山。恒山在西北。”则其来旧矣。《水经注》乃谓此为恒山下庙，汉末丧乱，山道不通，而祭之于此。则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诏太常，非汉末也。《魏书》：“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东巡，遣使祭恒岳。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邺。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车驾至于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征，径恒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过恒岳，礼其神而反。明年，南巡，过石门，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礼恒岳。”夫魏都平城，在恒山之北，而必南祭于曲阳，遵古先之命祀而不变者，犹之周都丰镐，汉都长安，而东祭于华山，仍谓之西岳也。故吴宽以为帝王之都邑无常，而五岳有定。历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岳。太史公所谓“秦称帝都咸阳，而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者也。《隋书》：“大业四年，秋八月辛酉，帝亲祠恒岳。”《唐书》定州曲阳县：“元和十五年，更恒岳曰‘镇岳’，有岳祠。”又言：“张嘉贞为定州刺史，于恒岳庙中立颂。”予尝亲至其庙，则嘉贞碑故在。又有唐郑子春、韦虚心、李荃、刘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题名各一，而碑阴及两旁刻大历、贞元、元和、长庆、宝历、太和、开成、会昌、大中、天祐年号某月某日祭，初献、亚献、终献某官姓名凡百数十行。宋初，庙为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尝毁。至宋之醮文碑记尤多，不胜录也。自唐以上征于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于碑者如此，于是知北岳之祭于上曲阳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于山川，不登其巅也，望而祭之，故五岳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觐诸侯，考正风俗，是亦必于大山之阳，平易广衍之地，而不在险远旷绝之区也明甚。且一岁之中，巡狩四岳，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势有所不能。故《尔雅》诸书并以霍山为南岳，而汉人亦祭于灊；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近灊之地也。《水经注》曰：“上曲阳故城，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岁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汤沐邑以自斋洁。周衰，巡狩礼废，邑郭仍存。秦以立县，县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有下，故此为上矣。”而文升乃谓宋失云中，始祭恒山于此，岂不谬哉！五镇惟医无闾最远，自唐于柳城郡东置祠遥礼，而宋则附祭于北岳之祠。然则宋人之遥祭者，北镇也，非北岳也。
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况与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岳为礼部尚书，已不从文升议，而万历中，沈鲤驳大同抚臣胡来贡之请，又申言之，皆据经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阳，后登浑源，而书所见以告后之人，无惑乎俗书之所传焉。
〈（马文升疏曰：“《虞书》：肇十有二州，盖每州表山之高大者以为镇，而恒山为北岳，在今大同府浑源州。历秦、汉、隋、唐俱于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据，宋承石晋割赂之后，以白沟为界，遂祭恒山于真定府曲阳县，文之曰：地有飞来石。不经甚矣。然宋都汴，而真定为其北边，是亦不得已权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视真定为远，因循未曾厘正。文皇帝迁都北平，真定反在都南，当时礼官不能建明，尚循旧陋，礼官罪也。夫《周礼》曰：恒山为并州镇，在正北。《一统志》曰：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又浑源庙址犹存，故老传说，的的不虚，乞行礼部再加详考。如臣言是，行令山西并大同巡抚官员斟酌工费，于浑源州恒山庙旧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岳。撰文勒石，昭示将来。”浑源之说始于此。自成化以前，初无此语。端肃似未曾见十七史者，道听涂说，一至于此。浑源之庙并无古迹，不知作于何时。如泰山、华山之上亦各有宫，而大庙俱在其下，特曲阳相距稍远，而今制又分直隶、山西二辖，人遂因此疑之。疏中所云“故老传说”，正足见其不出于史书，而得诸野人之口。后人知其不通，乃更为之说云：舜北狩，大雪，止于曲阳。有石飞来，因而望祀。不知此谁见之而谁传之？盖又文升之蛇足也。）〉
革除之说何自而起乎？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皆即其年改元矣。
不急于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称建文四年者，历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诏文一款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并未尝有革除字样，即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后之建文，未尝并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终，洪武有三十五年，而无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夫实录之载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书四年，庚午以后特书洪武三十五年，此当时据实而书者也。第儒臣浅陋，不能上窥圣心，而嫌于载建文之号于成祖之录，于是创一无号之元年以书之史。使后之读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说自此起矣。夫建文无实录，因成祖之事不容阙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纪。使成祖果革建文为洪武，则于建文之元，当书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纪洪武，而但革建文，亦当如太祖实录之例书己卯矣。今则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书于成祖之录者，犁然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之号于元年之上，而但一见于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辟而不敢正书，此史臣之失，而其他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则皆臣下奉行之过也。且实录中每书必称建文君，成祖即位后与世子书，亦称建文君，而后之人至目为革除君。夫建文不革于成祖，而革于传闻，不革于诏书，而革于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不可以无辩。或曰，洪武有三十五年矣，无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可乎？考之于古，后汉高祖之即位也，仍称天福十二年，其前则出帝之开运三年。故天福有十二年，而无九、十、十一年，是则成祖之仍称洪武，岂不暗合者哉！
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践土之盟其载书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称齐环，卫太子之称郑胜、晋午是也。次则公子，公子无氏，不称氏称公子。公子区、公子益师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然则氏之所由兴，其在于卿大夫乎？故曰：诸侯之子为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若谥、若邑、若官为氏。氏焉者，类族也，贵贵也。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女子则称姓。古者男女异长，在室也称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类是也；已嫁也，于国君则称姓，冠之以国，江芊、息妫之类是也；于大夫则称姓，冠以大夫之氏，赵姬、卢蒲姜之类是也。在彼国之人称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国若氏，骊姬、梁嬴之于晋，颜懿姬、鬷声姬之于齐是也；既卒也，称姓，冠之以谥，成风、敬嬴之类是也；亦有无谥而仍其在室之称，仲子、少姜之类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士会之帑处秦者为刘氏，夫概王奔楚为堂谿氏，伍员属其子于齐为王孙氏，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故曰：氏可变也。孟孙氏小宗之别为子服氏，为南宫氏；叔孙氏小宗之别为叔仲氏。季孙氏之支子曰季公鸟、季公亥、季寤，称季不称孙，故曰贵贵也。鲁昭公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东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与东郭氏，异昭公之与夷昧，代远，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变也。是故氏焉者，所以为男别也；姓焉者，所以为女坊也。自秦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乱，作原姓。
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盖自汉以下之人，莫不谓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废，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
其说曰：改知县为五品官，正其名曰县令。任是职者，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其初曰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又三年，称职，封父母；又三年，称职，玺书劳问；又三年，称职，进阶益禄，任之终身。其老疾乞休者，举子若弟代；不举子若弟，举他人者听；既代去，处其县为祭酒，禄之终身。所举之人复为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如上法。每三四县若五六县为郡，郡设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诏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抚司道悉罢。令以下设一丞，吏部选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补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驿丞、曰司仓、曰游徼、曰啬夫之属，备设之，毋裁。其人听令自择，报名于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为之。令有得罪于民者，小则流，大则杀。其称职者，既家于县，则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为县令者，不得迁又不得归，其身与县终，而子孙世世处焉。不职者流，贪以败官者杀。夫居则为县宰，去则为流人，赏则为世官，罚则为斩绞，岂有不勉而为良吏者哉！
何谓称职？曰：土地辟，田野治，树木蕃，沟洫修，城郭固，仓廪实，学校兴，盗贼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则人民乐业而已。夫养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牸然：司马牛者一人，司刍豆者复一人，又使纪纲之仆监之，升斗之计必闻之于其主人，而马牛之瘠也日甚。吾则不然。择一圉人之勤干者，委之以马牛，给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于所养，而视其肥息者赏之，否则挞之。然则其为主人者，必乌氏也，必桥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办，而为是纷纷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监仆，甚者并监仆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乱矣。于是爱马牛之心，常不胜其吝刍粟之计，而畜产耗矣。故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乐。
或曰：无监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无乃专乎？千里以内之人，不私其亲故乎？夫吏职之所以多为亲故挠者，以其远也。使并处一城之内，则虽欲挠之而有不可者。自汉以来，守乡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鲜以贪酷败者，非孔氏之子独贤，其势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虑其专，蕞尔之县，其能称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举旁县之兵以讨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县者肯舍其可传子弟之官而从乱乎？不见播州之杨传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无监司不可为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达于六部乎？且今之州县，官无定守，民无定奉，是以常有盗贼戎翟之祸，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不此之图，而虑令长之擅，此之谓不知类也。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心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从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则说，信则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几，而况乎汉唐之盛，不难致也。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贫。用吾之说，则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马言之：天下驿递往来，以及州县上计京师，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递送文书，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马，一岁无虑百万匹，其行无虑万万里。今则十减六七，而西北之马骡不可胜用矣。以文册言之：一事必报数衙门，往复驳勘必数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贺之用，其纸料之费率诸民者，岁不下巨万。今则十减七八，而东南之竹箭不可胜用矣。他物之称是者，不可悉数。且使为令者得以省耕敛，教树畜，而田功之获，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当倍益。从是而山泽之利亦可开也。夫采矿之役，自元以前，岁以为常，先朝所以闭之而不发者，以其召乱也。譬之有窖金焉，发于五达之衢，则市人聚而争之；发于堂室之内，则唯主人有之，门外者不得而争也。今有矿焉，天子开之，是发金于五达之衢也；县令开之，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故曰此富国之策也。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东州之饷，而给西边之兵，以南郡之粮，而济北方之驿。今则一切归于其县，量其冲僻，衡其繁简，使一县之用，常宽然有馀。又留一县之官之禄，亦必使之溢于常数，而其馀者然后定为解京之类。其先必则壤定赋，取田之上中下，列为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县令收之。其解京曰贡、曰赋；其非时之办，则于额赋支销，若尽一县之入用之而犹不足，然后以他县之赋益之，名为协济。此则天子之财，不可以为常额。然而行此十年，必无尽一县之入用之而犹不足者也。
善乎叶正则之言曰：“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内之人，习其民事，而又终其身任之，则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简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馀，吏无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将一旦而尽去，治天下之愉快，孰过于此！
取士之制，其荐之也，略用古人乡举里选之意；其试之也，略用唐人身言书判之法。县举贤能之士，间岁一人试于部，上者为郎，无定员，郎之高第得出而补令；次者为丞，于其近郡用之；又次者归其本县，署为簿尉之属。而学校之设，听令与其邑之士自聘之，谓之师，不谓之官，不隶名于吏部。而在京，则公卿以上仿汉人三府辟召之法，参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愿仕者，则为人师；有学术才能而思自见于世者，其县令得而举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无失士矣。或曰：间岁一人，功名之路无乃狭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竞于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颜渊不仕，闵子辞官，漆雕未能，曾晰异撰，亦何必于功名哉！
自禹、汤之世，不能无凶年，而民至于无逃卖子。夫凶年而卖其妻子者，禹、汤之世所不能无也；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往在山东，见登、莱并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银非从天降也，𪟝人则既停矣〈（《周礼》：地官司徒𪟝人。𪟝，古矿字）〉，海舶则既撤矣，中国之银在民间者已日消日耗，而况山僻之邦，商贾之所绝迹，虽尽鞭挞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谷日贱而民日穷，民日穷而赋日诎。逋欠则年多一年，人丁则岁减一岁，率此而不变，将不知其所终矣。且银何自始哉？古之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始改而征钱，而未有银也。《汉志》言秦币二等，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不为币。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铸银，名之曰：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哀宗正大间，民但以银市易而不用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尔。今之言赋必曰钱粮，夫钱，钱也，粮，粮也，亦恶有所谓银哉？且天地之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之数也。昔者唐穆宗时，物轻钱重，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而民便之〈（《旧唐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书杨于陵总百寮钱货轻重之议，取天下两税榷酒盐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征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农人见免贱卖匹段。请中书门下、御史台诸司官长重议施行。从之”）〉。吴徐知诰从宋齐丘之言，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于是诸税悉收谷帛绢。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且以钱为难得也，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而况于银乎？先王之制赋，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于通都大邑行商汤集之地，虽尽征之以银，而民不告病，至于遐陬僻壤，舟车不至之处，即以什之三征之而犹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于病国，则曷若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钱自下而上，则滥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亏，而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今日之计，莫便乎此。夫树谷而征银，是畜羊而求马也；倚银而富国，是恃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
呜呼！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此所谓正赋十而馀赋三者与？此所谓国中饱而奸吏富者与？此国家之所峻防，而污官滑胥之所世守，以为子孙之宝者与？此穷民之根，匮财之源，启盗之门，而庸懦在位之人所目睹而不救者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厌其贪婪。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凡征收之数，两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或至于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羡馀。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德州则不然。问其故，则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八为钱也。钱则无火耗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贤，里胥皆善人也，势使之然也。又闻之长老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则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在有明之初，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犯者准奸恶论。夫用金银，何奸之有？而重为之禁者，盖逆知其弊之必至于此也。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钱，而制钱则偶一铸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市道穷而伪物作，国币夺于上，民力单于下，使陆贽、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谘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陆贽《上均节财赋六事》其二言：“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以钱为赋者哉？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使以钱谷定税。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白居易集》有《赠友》诗云：“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以重，农力日以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曰：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无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术乎？曰：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之斗级，负米而行者也，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河朔之间所名为响马者，亦当倍甚于唐、宋之时矣。
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则不然，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而嚚讼逋顽，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上之人以是益厌之，而其待之也日益轻，为之条约也日益苛。然以此益厌益轻益苛之生员，而下之人犹日夜奔走之如骛，竭其力而后止者何也？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计，而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此与设科之初意悖，而非国家之益也。人之情孰不为其身家者？故日夜求之，或至行关节，触法抵罪而不止者，其势然也。今之生员，以关节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属，无不以钱鬻之。夫关节，朝廷之所必诛，而身家之情，先王所弗能禁，故以今日之法，虽尧，舜复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然则如之何？请一切罢之，而别为其制。必选夫五经兼通者而后充之，又课之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而后升之。仍分为秀才、明经二科，而养之于学者，不得过二十人之数，无则阙之。为之师者，州县以礼聘焉，勿令部选。如此而国有实用之人，邑有通经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然则一乡之中，其粗能自立之家，必有十焉，一县之中，必有百焉。皆不得生员以芘其家，而同于编氓，以受里胥之凌暴，官长之笞捶，岂王者保息斯人之意乎？则有秦汉赐爵之法，其初以赏军功，而其后或以恩赐，或以劳赐，或普赐，或特赐，而高帝之诏有曰：“今吾于爵，非轻也。其令吏善遇高爵，称吾意。”至惠帝之世，而民得买爵。夫使爵之重得与有司为礼，而复其户勿事，则人将趋之。开彼则可以塞此，即入粟拜爵，其名尚公，非若鬻诸生以乱学校者之为害也。夫立功名与保身家，二涂也；收俊乂与恤平人，二术也。并行而不相悖也，一之则敝矣。夫人主与此不通今古之五十万人共此天下，其芘身家而免笞捶者且三十五万焉，而欲求公卿大夫之材于其中，以立国而治民，是缘木而求鱼也。以守则必危，以战则必败矣。
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而一二识治体能言之士，又皆身出于生员，而不敢显言其弊，故不能旷然一举而除之也。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也。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试科举之费，犹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员也。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有所谓同考官者，谓之房师；同榜之士，谓之同年；同年之子，谓之年侄；座师、房师之子，谓之世兄；座师、房师之谓我，谓之门生；而门生之所取中者，谓之门孙；门孙之谓其师之师谓之太老师。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也。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苟以时文之功，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则必有聪明俊杰通达治体之士，起于其间矣。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也。
问曰：废天下之生员，则何以取士？曰：吾所谓废生员者，非废生员也，废今日之生员也。请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儒之制，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廪之学者为之限额，略仿唐人郡县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县三人，等而上之，大县二十人而止。约其户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阙则补，而罢岁贡举人之二法。其为诸生者，选其通隽，皆得就试于礼部，而成进士者，不过授以簿尉亲民之职，而无使之骤进，以平其贪躁之情。其设之教官，必聘其乡之贤者以为师，而无隶于仕籍；罢提学之官，而领其事于郡守。此诸生之中，有荐举而入仕者；有考试而成进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于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业，愿给衣巾以老者。阙至于二人三人，然后合其属之童生，取其通经能文者以补之。然则天下之为生员者少矣。少则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为之师者不烦于教；而向所谓聚徒合党，以横行于国中者，将不禁而自止。若夫温故知新，中年考较，以蕲至于成材，则当参酌乎古今之法，而兹不具论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无穷也，使之皆壅于童生，则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取士之方，不恃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涂，未有不弊者也。
《记》曰：“声成文谓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为诗，诗成然后被之乐，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三代之时，其文皆本于六书，其人皆出于族党庠序，其性皆驯化于中和，而发之为音无不协于正。然而《周礼·大行人》之职：“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风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诗》三百五篇，上自《商颂》，下逮陈灵，以十五国之远，千数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尝有异。帝舜之歌，皋陶之赓，箕子之陈，文王周公之系无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词赋日繁，而后名之曰韵；至宋周颙、梁沈约而四声之谱作。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于古，至东京益甚。而休文作谱，及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刊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下及唐代，以诗赋取士，其韵一以陆法言《切韵》为准，虽有独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尝改也；至宋景祐之际，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元黄公绍作《韵会》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世日远而传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馀岁矣。
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同，为《音论》三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为《诗本音》十卷；注《易》，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误，而一一以古音定之，为《唐韵正》二十卷；综古音为十部，为《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其他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实有望于后之作者焉。
余纂辑此书三十馀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之书多所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又得张君召为之考《说文》，采《玉篇》，仿《字样》，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而其工费则又取诸鬻产之直，而秋毫不借于人。其著书之难而成之之不易如此。然此书为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论》，何也？曰：审音学之原流也。《易》文不具，何也？曰：不皆音也。《唐韵正》之考音详矣，而不附于经，何也？曰：文繁也。已正其音而犹遵元第，何也？曰：述也。《古音表》之别为书，何也？曰：自作也。盖尝四顾踌躇，几欲分之，几欲合之，久之然后胪而为五矣。呜呼！许叔重《说文》始一终亥，而更之以韵，使古人条贯不可复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割裂删削，附注于九经之下，而其元本遂亡。成之难而毁之甚易，又今日之通患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记》曰：“不陵节而施之谓孙。”若乃观其会通，究其条理，而无轻变改其书，则在乎后之君子。李君因笃每与余言诗，有独得者，今颇取之，而以答书附之于末。上章涒滩寎月之望，炎武又书。
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馀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北史》言周乐逊著《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今杜氏单行，而贾、服之书不传矣。吴之先达邵氏宝有《左觿》百五十馀条，又陆氏粲有《左传附注》，傅氏逊本之为《辨误》一书，今多取之，参以鄙见，名曰《补正》，凡三卷。若经文大义，左氏不能尽得，而公、谷得之；公、谷不能尽得，而啖、赵及宋儒得之者，则别记之于书而此不具也。
昔神庙之初，边陲无事，大帅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图籍。而福之士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将军幕府，网罗天下书志略备，又身自行历蓟北诸边营垒，又遣卒至塞外穷濡源，视旧大宁遗址，还报与书不合，则再遣覆按，必得实乃止，作《燕史》数百卷。盖十年而成，则大将军已不及见。又以其馀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文虽晦涩，而一方之故颇称明悉。其后七十年而炎武得游于斯，则当屠杀圈占之后，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与时移，不见文字礼仪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长暨士大夫来言曰：“府志稿已具矣，愿为成之。”嗟乎！无郭君之学，而又不逢其时，以三千里外之人，而论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于数月之内，而不问其书之可传与否，是非仆所能。独恨《燕史》之书不存，而重违主人之请，于是取二十一史、《通鉴》诸书，自燕、秦以来此邦之大事，迄元至正年而止，纂为六卷，命曰《营平二州史事》，以质诸其邦之士大夫。
世之人能读全史者罕矣，宋宣和与金结盟，徒以不考营、平、滦三州之旧，至于争地构兵，以此三州之故而亡其天下，岂非后代之龟鉴哉！异日有能修志者，古事备矣，续今可也。或曰：及营，何也？曰：中国之弃营久矣。夫营，吾州也，其事与平相出入焉，焉得不纪！若夫合幽并营，以正古帝王之疆域，必有圣人作焉，余以此书俟之。
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一二先达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坠文，天禄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积为一帙，序之以贻后人。夫《祈招》之诗，诵于右尹，孔悝之鼎，传之《戴记》，皆尼父所未收，六经之阙事，莫不增高五岳，助广百川，今此区区，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门旧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贱，出无仆马，往往怀毫舐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而田父伧丁，鲜能识字，其或褊于闻见，窘于日力，而山高水深，为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岂无挂漏？又望后人之同此好者继我而录之也。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为儒。自先高祖为给事中，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书六七千卷。嘉靖间，家道中落，而其书尚无恙。先曾祖继起为行人，使岭表，而倭阑入江东，郡邑所藏之书与其室庐俱焚，无孑遗焉。洎万历初，而先曾祖历官至兵部侍郎，中间莅方镇三四，清介之操，虽一钱不以取诸官，而性独嗜书，往往出俸购之，及晚年而所得之书过于其旧，然绝无国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书，求有其字而已，牙签锦轴之工，非所好也。”其书后析而为四。炎武嗣祖太学公，为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读书，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复有五六千卷。自罹变故，转徙无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于意外。二十年来赢幐担囊以游四方，又多别有所得，合诸先世所传，尚不下二三千卷。其书以选择之善，较之旧日虽少其半，犹为过之，而汉、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钞写之本别贮二麓，称为多且博矣。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馀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经学古，亦往往为诗文，本生祖赞善公文集至数百篇，而未有著书以传于世者。
昔时尝以问诸先祖。先祖曰：“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先祖书法盖逼唐人，性豪迈不群，然自言少时日课钞古书数纸，今散亡之馀犹数十帙，他学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岁，即授之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钞，或募人钞之，子不云乎：“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从孙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清苑陈祺公资以薪米纸笔，写之以归。愚尝有所议于左氏，及读《权衡》，则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见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犹在耳，乃泫然书之，以贻诸同学李天生。天生，今通经之士，其学盖自为人而进乎为己者也。
西安府儒学先师庙之后，为亭者五。环之以廊，而列古今碑版于中，俗谓之碑洞。自嘉靖末地震，而记志有名之碑多毁裂不存，其见在者，犹足以甲天下。余游览之下，因得考而序之。昔之观文字，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书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迹，叠而束之，以饲蠹鼠者。使郡邑有司烦于应命，而工墨之费计无所出，不得不取诸民，其为害已不细矣。或碑在国门之外，去邑数十武，而隶卒一出，村之蔬米，舍之鸡豚，不足以供其饱，而父老子弟相率蹙额，以有碑为苦；又或在深山穷谷，而政令之无时，暑雨寒冰，奔驰僵仆，则工人隶卒亦无不以有碑为苦者，而民又不待言。于是乘时之隙，掊而毁之以除其祸。
余行天下，所闻所见如此者多矣，无若醴泉之最著者。县凡再徙，而唐之昭陵去今县五十里。当时陪葬诸王公主功臣之盛，墓碑之多，见于崇祯十一年之志，其存者犹二十馀通，而余亲至其所，止见卫景武公一碑，已划其姓名。土人云，他碑皆不存，存者皆磨去其字矣。夫石何与于民，而民亦何仇于石？所以然者，岂非今之浮慕古文之君子阶之祸哉！若夫碑洞之立，凡远郊之石，并舁而致之其中，既便于观者之留连，而工人汤集其下，日得数十钱以给衣食，是则害不胜利。今日之事，苟害不胜利，即君子有取焉，予故详列之以告真能好古者。若郊外及下邑之碑，予既不能遍寻，而恐录之以贻害，故弗具。且告后之有司：欲全境内之碑者，莫若徙诸邑中；而有识之君子，慎无以好古之虚名，至于病民而残石也！
《记》曰：“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圣，犹问礼于老聃，而其与弟子答问之言，虽节目之微，无不备悉。语其子伯鱼曰：“不学礼，无以立。”《乡党》一篇，皆动容周旋中礼之效。然则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礼其何以焉。刘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三代之礼，其存于后世而无疵者，独有《仪礼》一经。汉郑康成为之注，魏、晋已下至唐、宋通经之士，无不讲求于此。
自熙宁中，王安石变乱旧制，始罢《仪礼》，不立学官，而此经遂废，此新法之为经害者一也。南渡已后，二陆起于金谿，其说以德性为宗。学者便其简易，群然趋之，而于制度文为一切鄙为末事。赖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礼》之书，而卒不能胜夫空虚妙悟之学，此新说之为经害者二也。沿至于今，有坐皋比，称讲师，门徒数百，自拟濂、洛，而终身未读此经一遍者。若天下之书皆出于国子监所颁，以为定本，而此经误文最多，或至脱一简一句，非唐石本之尚存于关中，则后儒无由以得之矣。济阳张尔岐稷若笃志好学，不应科名，录《仪礼》郑氏注，而采贾氏、陈氏、吴氏之说，略以己意断之，名曰《仪礼郑注句读》。又参定监本脱误凡二百馀字，并考《石经》之误五十馀字，作《正误》二篇，附于其后，藏诸家塾。时方多故，无能板行之者。后之君子，因句读以辨其文，因文以识其义，因其义以通制作之原，则夫子所谓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辛有之叹，不发于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为后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据《石经》刊监本，复立之学官，以习士子，而姑劝之以禄利，使毋失其传，此又有天下者之责也。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古之人学焉而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而况当沧海横流，风雨如晦之日乎？于此之时，其随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岂无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于中道，而失身于暮年，于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难。而或一方不可得，则求之数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则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于吾者，从而追慕之，思为之传其姓氏而笔之书。呜呼！其心良亦苦矣。
吴江朱君明德，与仆同郡人，相去不过百馀里而未尝一面。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而仆又过之五龄，一在寒江荒草之滨，一在绝障重关之外，而皆患乎无朋。朱君乃采辑旧闻，得程克勤所为《宋遗民录》而广之，至四百馀人。以书来问序于余，殆所谓一方不得其人，而求之数千里之外者也。其于宋之遗民，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留于一二名人之集者，尽举而笔之书，所谓今人不可得，而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者也。余既鲜闻，且耄矣，不能为之订正，然而窃有疑焉：自生民以来，所尊莫如孔子，而《论语》《礼记》皆出于孔氏之传，然而互乡之童子，不保其往也；伯高之赴，所知而已；孟懿子、叶公之徒，问答而已；食于少施氏而饱，取其一节而已。今诸系姓氏于一二名人之集者，岂无一日之交而不终其节者乎？或邂逅相遇而道不同者乎？固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然而朱君犹且眷眷于诸人，而并号之为遗民，夫亦以求友之难而托思于此欤？庄生有言：“子不闻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余尝游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二十馀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问之大江以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而朱君乃为此书，以存人类于天下。若朱君者，将不得为遗民矣乎？因书以答之。吾老矣，将以训后之人，冀人道之犹未绝也。
国家之所以常治而不乱者，人材也。人材之出于天下者，固将爱之重之；夫苟人材之出于其宗，则尤爱之而尤重之。以文王之明德作人，而其用之也，常先同姓而后庶姓；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成王顾命，而六卿之长，五为同姓。周公、祭公、毛伯、凡伯之属，每见于《春秋》，而与周相终始。汉唐而下，以同宗而为丞相，管中书者不可胜数。然则自古以来，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也。庸疏而舍戚，内羁而外亲，既不得筮仕为吏，而复限之于国城之中，若无罪而拘之者。故其不肖者怙侈放辟，以为民害，而其贤者亦仅仅守己洁行，学为词赋，以自附于文苑之徒。于是举天子之宗，无一人焉任国家之事，以生草泽之心，而召蛮裔之侮，宁以其四海之大，宗祧之重，畀之非族者而不恤。呜呼！此亦后世有天下者之大监也已。
余闻万历以来，宗室中之文人莫盛于秦，秦之宗有七子，而子斗最少。及崇祯之末，六子皆先逝，而子斗独年至八十，后先帝十一年乃卒，故其为诗多离乱之作，有闵周哀郢之意而不敢深言。余又闻其人孝弟忠信，而又明于当世之故，盖宗之贤者也。子斗名谊㳆，永兴王府奉国中尉。当天启时，开科举之途，而子斗久以诗文为关中士人领袖，其次子存柘彦衡乃得为诸生，中副榜。贼陷西安，存柘义不屈，投井死。长子存杠伯常，扶其父逃之村墅得免。子斗没后八年而余至关中，访七子之后，其六子皆衰落不振，而伯常年已六十有二。独其家遗书尚存，而为人亦温恭葸慎，以求全于世，惟恐人目之为故王孙者，反不若庶姓之人，犹得盱衡扼腕，言天下之事于朋友之前而无所忌。虽时势则然，亦繇国家向日裁抑太过，无有强宗大豪如南阳诸刘，得以挠新莽之威而保先人之祚者也。余悲夫以子斗之贤，使其立朝，必能为天子正纪纲，补阙失；其在封疆，必能秉一节，遏寇虣；乃终老不用，历变故以卒，而仅以其诗著。故序而传之。七子者：惟㸌伯明、惟焢叔融、怀𡋧士简、怀𡈾长生、怀䨈季凤、谊瀄伯闻与子斗为七，皆号能诗。而又有谊眔明远、存稺舂夫二中尉者，贼至时同不屈死。明远中崇祯九年举人，此皆秦宗之有学行者。子斗诗中往往及之，故并举而列之于篇。呜呼！孰谓宗室无人材也哉！
尝读《商颂》之《那》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而夫子之称《诗》亦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是以古人之立言也，必称诸祖考而本诸先正先民；在朝则称于朝，高宗之言“先正保衡”是也；与人交则称于友，叔孙豹之言“先大夫臧文仲”是也。降及末世，人心之不同既已大拂于古，而反讳其行事，《召旻》之诗曰：“维今之人，不尚有旧。”而周公之戒后王也，亦曰：“乃逸乃谚，既诞，则曰：昔之人无闻知。”余自少时侍于先王父，其终日言而无择者，大率皆祖考之世德，乡先生之行事；既得见于先王父之友，则其言亦然；既又得见于异邦之名公耆硕，则其言亦复然。距今三十馀年，而邈焉不可作矣。贪欲以为能，捷径以为巧，苟同以为贤，而罔念夫昔之人者，天下皆是也。
余至德州，工部正夫程君出其所作，于其州之自国初以来士大夫二十一人合为一章，而序之曰《先贤诗》。于其高祖以下四公各为一章，而序之曰《程氏先贤诗》。是诸君子者，行谊不同而无不明于出处取与之分，有古贤人之遗焉。工部之为是作也，其亦所谓“景行行止”者乎？昔赵文子观乎九原而愿随武子之为人，孟僖子述正考父之鼎铭，以卜其后之将有达者。故子孙不忘其祖父，孝也；后人不忘其先民，忠也；忠且孝，所以善俗而率民也。是乡大夫之职也。然则工部之为此也，殆古人之义而亦其先大夫之遗训也夫！
予读《唐书》韦云起之疏曰：“山东人自作门户，更相谈荐，附下罔上。”袁术之答张沛曰：“山东人但求禄利，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窃怪其当日之风，即已异于汉时；而历数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东莱，皆汉以来大儒所生之地，今且千有馀年，而无一学者见称于时，何古今之殊绝也？至其官于此者，则无不变色咋舌，称以为难治之国，谓其齐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税，二曰劫杀，三曰讦奏。而余往来山东者十馀年，则见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货贿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浇且伪；盗诬其主人，而奴讦其长，日趋于祸败而莫知其所终。
乃余顷至东莱，主赵氏、任氏，入其门，而堂轩几榻无改于其旧；与之言，而出于经术节义者，无变其初心；问其恒产，而亦皆支撑以不至于颓落。余于是欣然有见故人之乐，而叹夫士之能自树立者，固不为习俗之所移。任君唐臣因出其家谱一编，属余为之序。其文自尊祖睦族以至于急赋税，均力役，谆谆言之，岂不超出于山东之敝俗者乎？子不云乎“得见有恒者，斯可矣”？恒者久也，天下之久而不变者，莫若君臣父子，故为之赋税以输之，力役以奉之，此田宅之所以可久也。非其有不取，非其力不食，此货财之所以可久也。为下不乱，在丑不争，不叛亲，不侮贤，此邻里宗族之所以可久也。夫然，故名节以之而立，学问以之而成，忠义之人、经术之士出乎其中矣。不明乎此，于是乎饮食之事也而至于讼，讼不已而至于师，小而舞文，大而弄兵，岂非今日山东之大戒？而若任君者，为之深忧过计，而欲倡其教于一族之人，即亦不敢讳其从前之失，而为之丁宁以著于谱。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任君其师此意矣。余行天下，见好逋者必贫，好讼者必负，少陵长，小加大，则不旋踵而祸随之，故推任君之意，以告山东之人，使有警焉，或可以止横流而息燎原也。
《吕氏千字文》者，待诏馀姚吕君裁之之所作也。盖小学之书，自古有之。李斯以下，号为《三苍》，而《急就篇》最行于世。自南北朝以前，初学之童子无不习之。而《千字文》则起于齐梁之世，今所传“天地玄黄”者，又梁武帝命其臣周兴嗣取王羲之之遗字次韵成之，不独以文传，而又以其巧传。后之读者苦《三苍》之难，而便《千文》之易，于是至今为小学家恒用之书。而崇祯之元，有仁和卓人月者，取而更次之，以纪先帝初元之政，一时咸称其巧。吕君以为事止于一年，未备也，于是再取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乃略具。若夫错综古人之文如己出焉，不亦进而愈巧者乎？盖吾读史游《急就篇》，博之于名物制度，浩赜而不可穷，而其末归于“汉地广大，万方来朝，中国安宁，百姓承德。”而吕君此文其首曰：“大明洪武，受命配天。”其末曰：“臣吕章成，顿首敬书。”则犹史游之意也。史游在元帝时为黄门令，日侍禁中，当汉室之无事；而吕君身为宰辅之后，丁板荡之秋，遁迹山林而想一王之盛，《匪风》之怀，《下泉》之叹，有类于诗人，而过于齐、梁文士之流者也。不然，崔浩之书改汉强而为代强者，今岂无其人乎？而吕君弃之不顾，曰：吾将退而训于蒙士焉。其风节又岂在两龚下哉？夫小学，固六经之先也，使人读之而知尊君亲上之义，则必自其为童子始，故余于是书也乐得而序之。
劳山在今即墨县东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劳小劳，其峰数十，总名曰劳。《志》言：“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因谓此山一名劳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义。案《南史》：明僧绍隐于长广郡之崂山。则字或从山。又《汉书》：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县东北。则劳盛自是两山。古人立言尚简，齐之东偏，三面环海，其斗入海处南劳而北盛，则尽乎齐东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迹罕至。凡人之情以罕为贵，则从而夸之，以为神仙之宅，灵异之府。其说云：吴王夫差登此山，得《灵宝度人经》。考之《春秋传》：吴王伐齐，仅至艾陵，而徐承率舟师自海道入齐，为齐人所败而去。则夫差未尝至此，而于越入吴之日，不知度人之经将焉用之？余游其地，观老君、黄石、王乔诸迹，类皆后人之所托名，而耐冻白牡丹花在南方亦是寻尝之物。惟山深多生药草，而地暖能发南花，自汉以来，修真守静之流多依于此，此则其可信者。乃自田齐之末，有神仙之论，而秦皇、汉武谓真有此人在穷山巨海之中，于是八神之祠遍于海上，万乘之驾常在东莱，而劳山之名由此起矣。夫劳山皆乱石巉岩，下临大海，逼仄难度，其险处土人犹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万人除道，百官扈从，千人拥挽而后上也。五谷不生，环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滨斥卤，仅有鱼蛤，亦须其时。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张，数县储偫，四民废业，千里驿骚而后上也。于是齐人苦之而名曰劳山也，其以是夫？古之圣王劳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劳之名传之千万年，然而致此则有由矣。《汉志》言：齐俗夸诈，自太公、管仲之馀，其言霸术已无遗策。而一二智慧之士倡为迂怪之谈，以耸动天下之听，彼其意不过欲时君拥篲，辩士诎服，以为名高而已，岂知其患之至于此也。故御史黄君居此山之下，作《劳山志》未成，其长君朗生修而成之，属余为序。
黄君在先朝抗疏言事，有古人节概，其言盖非夸者。余独考劳山之故，而推其立名之旨，俾后之人有以鉴焉。
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馀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
承示图书、象数、卜筮、卦变四考，为之叹服。仆尝读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谓“辅弱扶微，兼包大小之义”，而讥时人之“保残守缺，雷同相从”，以为师说，未尝不三复于其言也。昔者汉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不专于一家之学。晋、宋已下，乃有博学之士会稡贯通。至唐时立九经于学官，孔颖达、贾公彦为之《正义》，即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而通经之路狭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举条格，《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诗》主朱子集传，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犹不限于一家。至永乐中，纂辑《大全》，并本义于程传，去《春秋》之张传及四经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异于大注者不录，欲道术之归于一，使博士弟子无不以《大全》为业，而通经之路愈狭矣。注疏刻于万历中年，但颁行天下，藏之学官，未尝立法以劝人之诵习也。试问百年以来，其能通十三经注疏者几人哉？以一家之学，有限之书，人间之所共有者，而犹苦其难读也，况进而求之儒者之林，群书之府乎？然圣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绝也，故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昔之说《易》者，无虑数千百家，如仆之孤陋，而所见及写录唐宋人之书亦有十数家，有明之人之书不与焉。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且夫《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而注解之文，岂能该尽。若大著所谓此爻为天子，此爻为诸侯，此爻为相，此爻为师，盖本之崔憬解《系辞》二与四、三与五同功异位之说。然此特识其大者而已，其实人人可用，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故夫子之传《易》也，于“见龙在田”，而本之以学问宽仁之功；于“鸣鹤在阴”，而拟之以言行枢机之发。此爻辞之所未及，而夫子言之。然天下之理实未有外于此者。“素以为绚”，礼后之意也；“高山景行”，好仁之情也；“诸姑伯姊”，尊亲之序也。夫子之说《诗》，犹夫子之传《易》也。后人之说《易》也，必以一人一事当之，此自传注之例宜然，学者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可尔。且以九四或跃之爻论之，舜禹之登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摄，孔子之历聘，皆可以当之，而汤武特其一义，又不可连比四五之爻，为一时之事，而谓有“飞龙在天”之君，必无“汤武革命”之臣也。将欲广之，适以狭之，此举业以来之通弊也。是故尽天下之书皆可以注《易》，而尽天下注《易》之书，不能以尽《易》，此圣人所以立象以尽意，而夫子作大象，多于卦爻之辞之外，别起一义以示学者，使之触类而通，此即举隅之说也。天下之变无穷，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无穷，若但解其文义而已，韦编何待于三绝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诗》《书》、执《礼》之文，无一而非《易》也。下而至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汉以下史书百代存亡之迹，有一不该于《易》者乎？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愚尝劝人以学《易》之方，必先之以《诗》《书》、执《礼》，而《易》之为用存乎其中，然后观其象而玩其辞，则道不虚行，而圣人之意可识矣。不审高明以为然否？
《小过》之五其辞曰：“公，公亦君也。”《归妹》之五辞曰：“其君帝女之贵，以侄娣视之。”则亦君也。若曰：必天子而后谓之君，此后人之见耳。三代以上分土而治，尊卑之势无大相远，天子诸侯并称曰后。《书》曰：“三后成功。”先儒以为象称先王者，惟施于天子，称后者兼诸侯，然则后与君公一例也。今谓凡五必为王者，而《小过》之五为群阴胁制，乃贬其号曰公。然则《益》之三四其辞何以不曰告王而曰告公乎？岂周公系爻之前，先有一五为天子之定例乎？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六十四卦岂得一一齐同。《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执事徒见夫五之为人君也，而不知《剥》《明夷》《旅》之五不得为人君也；徒见夫《比》《家人》《涣》之五之言王也，而不知《离》之上九，《升》之六四特言王用而非五也；《随》之上六，《益》之六二兼言王用而非五也。《记》曰：“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必欲执一说以概全经，所谓“固哉，高叟之为诗”，而咸丘蒙疑瞽瞍之非臣者与之同失矣。
承教以处今之时，但当著书，不必讲学。此去名务实之论，良获我心。惟所辨父在为母服一事，则终不敢舍二礼之明文，而从后王之臆制，徇野人之恩，而忘严父之义也。夫为父斩衰三年，为母斩衰三年，此从子制之也。父在，为母齐衰期，此从夫制之也。《仪礼·丧服传》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问丧》篇曰：“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丧服四制》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所谓三纲者，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夫为妻之服除，则子为母之服亦除，此严父而不敢自专之义也。奈何忘其父为一家制礼之主，而论异同，较厚薄于其子哉？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伯鱼之母，孔子之妻也。孔子为妻之服既除，则伯鱼不敢为其母之私恩而服过期之服。所谓先王制礼，不敢过也。《丧服》子夏传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丧服小记》曰：“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是则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厌于父也；祖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厌于祖父也。服之者，仁也，不得伸者，义也。品节斯，斯之谓礼。虽然，传曰：“父必三年然后娶，达子之志也。”然则十五月而禫之外，为之子者岂忍遂食稻衣锦而居于内乎？志之为言，即心丧之谓。以父之尊厌之，而又以父之三年不娶者达之，圣人所以处人父子之间者，仁之至，义之尽矣。自礼教不明，丧纪废坏，而徒以衰麻之服为丧，宜执事之疑而不敢安也。经传言三年之丧，不谓之三年之服也。夫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者，此三年之丧也。练而慨然，祥而廓然者，此三年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者，此三年之丧也。丧云丧云，衰麻云乎哉！且执事谓今之父在为母者，果能服三年之服乎？卒哭之后，固有屈于父而易为缟白浅淡之衣者矣。是则并其衰麻之服亦有所不尽行。然而二十七月之内，不听乐，不昏嫁，不赴举，不服官，则自周公以来固已如此矣。且夫《礼》有母为长子三年之文，先儒以为不得以父在屈至期，何也？从乎父也。父除，则虽子之为母而不敢不除；父未除，则虽母之为子而不敢除。故子有为母期者，母有为长子三年者。孟子曰“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若但曰：父母之亲同，其爱同，其服同，则孩提之童无不知之者矣。何待圣人为之制哉？曾子问曰：“并有丧，如之何？何先何后？”孔子曰：“葬先轻而后重；其奠也，先重而后轻。”以父为重，以母为轻，苟非斯言之出于圣人，则亦将俗儒之所议矣。若夫上元、洪武改革之繇，卢履冰、元行冲、褚无量驳正之说，当亦执事旧闻，不烦更述，惟祈详察。
增三年之丧为三十六月，起于唐弘文馆直学士王元感，已为张柬之所驳，而今关中士大夫皆行之。《丧服小记》曰：“再期之丧，三年也。”《三年问》曰：“至亲以期断，然则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古人以再期为三年，而于其中又有练祥之节，杀哀之序，变服之渐，以其更历三岁而谓之三年，非先有三年之名，而后为之制服也。今于礼之所繇生者既已昧之，抑吾闻之，君子之所贵乎丧者，以其内心者也。居处不安，然后为之居倚庐以致其慕；食旨不甘，然后为之疏食水饮以致其菲；去饰之甚，然后为之袒括、衰麻、练葛之制以致其无文。今关中之士大夫，其服官赴举，犹夫人也，而独以冠布之加数月者为孝，吾不知其为情乎？为文乎？先王之礼，不可加也，从而加之，必其内心之不至也。其甚者，除服之日而有贺。夫人情之所贺者，其不必然者也。得子也，拜官也，登科也，成室也，不必然而然，斯可贺也。故曰：婚礼不贺，人之序也。以其为人事之所必然，故不贺也。丧之有终，人事之必然者也，何贺之有？抑吾不知其贺者，将于除服之日乎？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是日也，以丧礼处之而不可以除。将以其明日乎？则又朝祥暮歌之类也。贺之为言，稍知书者已所不道，而王元感之论则尚遵而行之。使有一人焉，如颜丁、子羔之行，其于送死之事，无不尽也，而独去其服于中月而禫之日，其得谓之不孝哉？虽然，吾见今之人略不以丧纪为意，而此邦犹以相沿之旧，不敢遽变，是风俗之厚也。若乃致其情而去其文，则君子为教于乡者之事也。
伏承来教，勤勤恳恳，闵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学之无传，其为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门徒，立名誉，以光显于世，则私心有所不愿也。
若乃西汉之传经，弟子常千馀人，而位高者至公卿，下者亦为博士，以名其学，可不谓荣欤？而班史乃断之曰：“盖禄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门人且学干禄。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而况于今日乎？今之为禄利者，其无藉于经术也审矣。穷年所习，不过应试之文，而问以本经，犹茫然不知为何语。盖举唐以来帖括之浅而又废之，其无意于学也，传之非一世矣。矧纳赀之例行，而目不识字者，可为郡邑博士；惟贫而不能徙业者，百人之中尚有一二读书，而又皆躁竞之徒，欲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五经则不愿学，语之以白沙、阳明之语录则欣然矣，以其袭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华者颇好为诗，而今日之诗，亦可以不学而作。吾行天下，见诗与语录之刻，堆几积案，殆于“瓦釜雷鸣”，而叩以二《南》《雅》《颂》之义，不能说也。于此时而将行吾之道，其谁从之！“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若徇众人之好，而自贬其学，以来天下之人，而广其名誉，则是枉道以从人，而我亦将有所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时而兴，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虽去之百世而犹若同堂也。所著《日知录》三十馀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庶不为恶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夫道之污隆，各以其时，若为己而不求名，则无不可以自勉。鄙哉！硁硁所以异于今之先生者如此，高明何以教之？
昨见子德云：明府将以贱辰光临赐祝。窃维生日之礼，古人所无。小弁之逐子，始说我辰；哀郢之故臣，乃言初度。故唐文皇以劬劳之训，垂泣以对群臣。而近时孙退谷、张篑山著论欲废此礼。
彼居常处顺者犹且辞之，况鄙人生丁不造，情事异人，流离四方，偷存视息！若前世王华、王肃、陆襄、虞荔、王慧龙之伦，便当终身布衣疏食，不听音乐，不参喜事。即不能然，而又以此日接朋友之觞，炫世俗之目，岂不于我心有戚戚乎？知我者当闵其不幸而吊慰之，不当施之以非礼之礼，使之拂其心而夭其性也。用是直摅衷曲，布诸执事，惟祈鉴之。
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乱。使遂溘焉长逝，而于此任已不可谓无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为稍能任事而不遽放归者也，又敢怠于其职乎？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万人之命而尤莫切于秦、陇者，苟能行之，则阴德万万于于公矣。
请举秦民之夏麦秋米及豆草一切征其本色，贮之官仓，至来年青黄不接之时而卖之，则司农之金固在也，而民间省倍蓰之出。且一岁计之不足，十岁计之有馀，始行之于秦中，继可推之天下。然谓秦人尤急者，何也？目见凤翔之民举债于权要，每银一两，偿米四石，此尚能支持岁月乎？捐不可得之虚计，犹将为之，而况一转移之间，无亏于国课乎？然恐不能行也。《易》曰：“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至于势穷理极，河决鱼烂之后，虽欲征其本色而有不可得者矣。救民水火，莫先于此。病中已笔之于书，而未告诸在位。比读国史，正统中，尝遣右通政李畛等官粜米得银若干万，则昔人有行之者矣。特建此说，以待高明者筹之。
关中布衣李君因笃顷承大疏荐扬，既征好士之忱，尤羡拔尤之鉴。但此君母老且病，独子无依，一奉鹤书，相看哽咽，虽趋朝之义已迫于戴星，而问寝之私倍悬于爱日。况年逾七十，久困扶床，路隔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不验，回西景以无期，则瓶罍之耻奚偿，风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诚，晋朝听许；元直指其方寸，汉主遣行。求贤虽有国之经，教孝实人伦之本。是用溯风即路，沥血叩阍。伏惟执事弘锡类之仁，悯向隅之泣，俯赐吹嘘，仰徼俞允，俾得归供菽水，入侍刀圭，则自此一日之斑衣，即终身之结草矣。若炎武者，黄冠蒯屦，久从方外之踪，齿豁目盲，已在废人之数，而以生平昆弟之交，理难坐视，辄敢通书辇下，布其区区。
两函并至，深感注存。足下有子产博物之能，子政多闻之敏，而下问及于愚耄，不知臣精销亡，少时所闻，十不记其二三矣。
闻之前辈老先生曰：《太祖实录》凡三修：一修于建文之时，则其书已焚，不存于世矣；再修于永乐之初，则昔时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书，而洪水滔天之后，遂不可问；今史宬所存，及士大夫家讳《实录》之名，而改为《圣政记》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如弃大宁而并建立之制，及一切边事书之甚略，是也。至于颍、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终，则初修必已讳之矣。闻之先人曰：《实录》中附传于卒之下者，正也；不系卒而别见者，变也。当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国公诗》曰：“所以恩泽终，颍宋乃反是。”盖谓二公之不得其死，而不可谓之诛。且以汉事言之：武帝之于刘屈牦，谓之诛，可也；成帝之于翟方进，谓之诛，不可也。是史臣之所以微之也。今观卒后恩典之有无隆杀，则举一隅而三可反矣。至于即主位之月日，当如来论，以《实录》为正耳。自万历以还，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姑以目所尝见之书，其刻本则如《辛亥京察记事》《辽事实录》〈（王在晋）〉，《清流摘镜》〈（王岳）〉，《傃庵野抄》《同时尚论录》〈（二书并蔡□□）〉，《悫书》〈（蒋德璟）〉；抄本则如《酌中志》〈（刘若愚）〉，《恸馀杂记》〈（史惇）〉之类皆不可阙，而遽数之不能终也。搜罗之博，裁断之精，是在大君子而已。
去冬韩元少书来，言曾欲与执事荐及鄙人，已而中止；顷闻史局中复有物色及之者，无论昏耄之资，不能黾勉从事，而执事同里人也，一生怀抱，敢不直陈之左右。
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
记曰：“将贻父母令名，必果；将贻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节愈彰于天下，使不类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难得之遭逢也。
谨此奉闻。
视草北门，书东观，一代文献，属之巨公，幸甚幸甚。列女之传，旧史不遗，伏念先妣王氏未嫁守节，断指疗姑，立后训子，及家世名讳并载张元长先生传中。崇祯九年巡按御史王公〈（一鹗）〉具题，奉旨旌表。乙酉之夏，先妣时年六十，避兵于尝熟县之语濂泾。谓不孝曰：“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义不可辱。”及闻两京皆破，绝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于寓室之内寝。遗命炎武读书隐居，无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也。当日间关戎马，越大祥之后，乃得合葬于先考文学之兆。今将树一石坊于墓上，藉旌门之典，为表墓之荣。而适当修史之时，又得诸公以卓识宏才膺笔削之任，共姬之葬，特志于《春秋》，漆室之言，独传于中垒，不无望于阐幽之笔也。炎武年近七旬，旦暮入地，自度无可以扬名显亲，敢沥陈哀恳，冀采数语存之简编，则没世之荣施，即千载之风教矣。
修史之难，当局者自知之矣。求藏书于四方，意非不美，而西方州县以此为苦，宪檄一到，即报无书。所以然者，正缘借端派取解费，时事人情，大抵如此。窃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报为本，粗具草稿，以待后人，如刘句之《旧唐书》可也〈（唐武宗以后无实录）〉。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并是写本。而中秘所收，乃出涿州之献，岂无意为增损者乎？访问士大夫家，有当时旧钞，以俸薪别购一部，择其大关目处略一对勘，便可知矣。吾自少时，先王父朝夕与一二执友谈论，趋庭拱听，颇识根源，但年老未免遗忘，而手泽亦多散轶，史稿之成，犹可辩其泾渭。今日作书，正是刘句之比，而诸公多引洪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而就，故舛谬特多。如列传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两传；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一人作两传，几不知数马足，何暇问其骊黄牝牡耶？然此汉人作蒙古人传，今日汉人作汉人传，定不至此。〈（亦有如谷林苍以张延登、张华东为两人者）〉。惟是奏章是非同异之论，两造并存，而自外所闻，别用传疑之例，庶乎得之。此虽万世公论，却是家庭私语，不可告人以滋好事者之腾口也。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甥宜三复斯言，不贻讥于后世，则衰朽与有荣施矣。此中自京兆抵二崤皆得雨，陇西、上郡、平凉皆旱荒，恐为大同之续。与其赈恤于已伤，孰若蠲除于未病。又有异者，身为秦令，而隔河买临晋之小儿，阉为火者，以充僮竖，至割死一人，岂非自陕以西别一世界乎？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义，而其本在于养廉。故先以俸禄一议附览，然此今日所必不行，留以俟之可耳。说经之外，所论著大抵如此。世有孟子，或以之劝齐梁，我则终于韫椟而已。
老年多暇，追忆曩游，未登弱冠之年，即与斯文之会，随厨俊之后尘，步杨、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龙，此一时也。已而山岳崩颓，江湖沸氵胸，酸枣之陈词慷慨，尚记臧洪；睢阳之断指淋漓，最伤南八。重泉虽隔，方寸无暌，此又一时也。已而奴隶鸱张，亲朋澜倒，或有闻死灰之语，流涕而省韩安；览穷鸟之文，抚心而明赵壹。终凭公论，得脱危机，此又一时也。凡此三者之人，骑箕化鹤，多不可追；哲嗣闻孙，往往而在。此即担簦戴笠，陌路相逢，犹且为之叙殷勤，陈夙昔，班荆郑国之野，贳酒黄公之垆。而况吾甥欲以郡中之园为吾寓舍，寻往时之息壤，不乏同盟，坐今日之皋比，难辞后学。使鸡黍蔑具，干糇以愆，既乖良友之情，弥失故人之望。且吾今居关、华，每年日用约费百金。若至吴门，便须五倍，吾甥能为办之否乎？又或谓广厦之欢，可以大庇寒士；九里之润，亦当施及吾侪。而曰：吾尔皆同声气同患难之人，尔有鼎贵之甥，可无挹注之谊？因罤觅菟，见弹求鸮，有如退之诗所云，“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祈福人”者，吾甥复能副之否乎？虽复田文、无忌，不可论之当今，假使元美、天如，当必有以处此。而如其不然，则必以觖望之怀，更招多口之议。况山林晚暮，已成独往之踪；城市云为，终是徇人之学。然则吾今日之不来，非惟自适，亦所以善为吾甥地也。
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偶为门人讲吴化事君数一节，文中有謇谔二字。《楚辞·离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此謇字之所出也。《史记商君传》：“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此谔字之所出也。陆机《辨亡论》：“左丞相陆凯以謇谔尽规。”韩文公《郾城联句》：“九迁弥謇谔。”则古人已用之矣。今欲吾甥集门墙多士十数人，委之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以示北方学者。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
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高明以为然乎？近来刊落枝叶，不作诗文，敬拜佳篇，未得酬和。而《音学五书》之刻，其功在于注《毛诗》与《周易》，今但以为诗家不朽之书，则末矣。刊改未定，作一书与力臣先印《诗经》并《广韵》奉送，有便人可往取之。
远惠手书，奖挹过甚，殊增悚愧。至于悯礼教之废坏，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书，返百王之季俗，而跻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然斯事之难，朱子尝欲为之而未就矣，况又在四五百年之后乎？
弟少习举业，多用力于四经，而三《礼》未之考究。年过五十，乃知“不学礼无以立”之旨，方欲讨论，而多历忧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难购书籍，遂于此经未有所得。而所见有济阳张君稷若名尔岐者，作《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世之名，而其书实似可传，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岳之称许也。向见五服异同之书，已相叹服。窃意出处升沈，自有定见，如得殚数年之精力，以三《礼》为经，而取古今之变附于其下，为之论断，以待后王，以惠来学，岂非今日之大幸乎？弟方纂录《易》解，程、朱各自为书，以正《大全》之谬，而桑榆之年，未卜能成与否，不敢虚期许之意，而仍以望之君子也。
所论《春秋》诸家及胡文定作传之旨，极为正当。在汉之时，三家之学各自为师，而范宁注《穀梁》，独不株守一家之说。至唐啖、赵出而会通三传，独究遗经；至宋孙、刘出而掊击古人，几无馀蕴。文定因之，以痛哭流涕之怀，发标新领异之论，其去游、夏之传，益以远矣。今陆氏之《纂例》，刘氏之《权衡》《意林》，并有其意，惟尊王发微未见，而后儒之辨《春秋》，其散见于志书文集者，亦多钞录，未得会稡成帙。若鄙著《日知录·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条，如“君氏卒”、“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当从左氏；“夫人子氏薨”，当从《穀梁》；“仲婴齐卒”，当从《公羊》；而“三国来媵”，则愚自为之说，盖见《硕人》诗云“东宫之妹”，《正义》以为“明所生之贵”，而非敢创前人所未有也。因乏写手，一时未得奉寄，惟就来书所问二事，敬录以上，未知合否？祈为正之。
大难初平，宜反己自治，以为善后之计。昔传说之告高宗曰：“惟干戈省厥躬。”而夫子之系《易》也，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已。”《左传》载夫子之言曰：“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鲁，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苟能省察此心，使克伐怨欲之情不萌于中，而顺事恕施，以至于“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则可以入圣人之道矣。以向者横逆之来，为他山之石，是张子所谓“玉女于成”者也。至于臧否人物之论，甚足以招尤而损德。自顾其人能如许子将，方可操汝南之月旦，然犹一郡而已，未敢及乎天下也。不务反己而好评人，此今之君子所以终身不可与适道，不为吾友愿之也。
今春荐剡，几遍词坛，虽龙性之难驯，亦鱼潜之孔炤。乃申屠之迹，竟得超然，叔夜之书，安于不作，此则晚年福事。关中三友：山史辞病，不获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别；中孚至以死自誓而后得免，视老夫为天际之冥鸿矣。此中山水绝佳，同志之侣多欲相留避世。愚谓与汉羌烽火但隔一山，彼谓三十年来在在筑堡，一县之境，多至千馀，人自为守，敌难遍攻，此他省之所无，即天下有变而秦独完矣。未知然否？
常叹有名不如无名，有位不如无位。前读大教，谬相推许，而不知弟此来关右，不干当事，不立坛宇，不招门徒。西方之人或以为迂，或以为是。而同志之李君中孚，遂为上官逼迫，舁至近郊，至卧操白刃，誓欲自裁。关中诸君有以巨游故事言之当事，得为谢病放归。然后国家无杀士之名，草泽有容身之地，真所谓威武不屈。然而名之为累，一至于斯，可以废然返矣！
或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何欤？曰：君子所求者，没世之名，今人所求者，当世之名。当世之名，没则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难寤欤？城郭沟池以为固，甲兵以为防，米粟刍茭以为守，三代以来，王者之所不废。自宋太祖惩五季之乱，一举而尽撤之，于是风尘乍起，而天下无完邑矣。我不能守，贼亦不能据，而椎埋攻剽之徒乃尽保于山中。于是四皓之商颜，刘、阮之天姥，凡昔日兵革之所不经，高真之所托迹者，无不为戎薮盗区。故避世之难，未有甚于今日。推原其故，而艺祖、韩王有不得辞其咎者矣。读书论世而不及此，岂得为“开拓万古之心胸”者乎？
南徐州别，三十六年，足下高论王霸，屈迹泥涂，读严武、隗嚣之句，未尝不为之三叹。弟白首穷经，使天假之年，不过一伏生而已，何敢望骐骥之后尘，而希千里之步？然以用世之才如君者，而犹沦落不偶，况硁鄙如弟，率彼旷野，死于道涂，固其宜也；奚足辱君子勤而之问乎？宣尼有言：“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今之人情则异乎是。即有敬叔之车，而季、孟之流，不问杏坛之字；然一生所著之书，颇有足以启后王而垂来学者。《日知录》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惬意；《音学五书》四十卷，今方付之剞劂，其梨枣之工，悉出于先人之所遗，故国之馀泽，而未尝取诸人也。“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君年未老，努力加餐。
山史西来，得接赐札，并读《井记》。一门尽节，风教凛然，诚彤管之希闻，中垒所未记者矣。弟久客四方，年垂七十，形容枯槁，志业衰𬯎，方且逃名寂寞之乡，混迹渔樵之侣，不改效百泉、二曲为讲学授徒之事，亦乌有所谓门墙者乎？若乃过汝南而交孟博，至高密而访康成，则当世之通人伟士，自结发以来，奉为师友者，盖不乏人，而未敢存门户方隅之见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又曰：“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则君子所以持己于末流，接人于广坐者，必有不求异而亦不苟同者矣。辱承来教，实获我心，率此报谢。
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然犹曰“旧为某，今改为某”，则其本文犹在也。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开元十三年敕曰：“朕听政之暇，乙夜观书，每读《尚书·洪范》，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三复兹句，常有所疑，据其下文并皆协韵，惟颇一字实则不伦；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释文》云：‘陂字亦有颇音。’陂之与颇，训诂无别，其《尚书·洪范》‘无偏无颇’字宜改为陂。”盖不知古人之读义为我，而颇之未尝误也。《易·象传》：“鼎耳革，失其义也，覆公𫗧，信如何也。”《礼记·表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是义之读为我，而其见于他书者，遽数之不能终也。王应麟曰：“宣和六年诏：《洪范》复旧文为颇。”然监本犹仍其故，而《史记·宋世家》之述此书，则曰“毋偏毋颇”，《吕氏春秋》之引此书，则曰“无偏无颇”，其本之传于今者，则亦未尝改也。《易·渐》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范谔昌改陆为逵，朱子谓以韵读之良是。而不知古人读仪为俄，不与逵为韵也。《小过》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朱子存其二说，谓仍当作“弗过遇之”，而不知古读离为罗，正与过为韵也。《杂卦传》：“《晋》昼也，《明夷》诛也。”孙奕改诛为昧，而不知古人读昼为注，正与诛为韵也。《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女何嘉。”后人改嘉为喜，而不知古人读宜为牛何反，正与嘉为韵也。《招魂》：“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归来归来，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选》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人读久为几，正与止为韵也。《老子》：“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为盗夸。”杨慎改为盗竽，谓本之《韩非子》，而不知古人读夸为刳，正与除为韵也。《淮南子·原道训》：“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驺。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驰大区。”后人改驺为御〈（据吴才老《韵补》引此作驺）〉，而不知古人读驺为邾，正与舆为韵也。《史记·龟策传》：“雷电将之，风雨迎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当之。”后人改迎为送，而不知古人读迎为昂，正与将为韵也。太史公《自序》：“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舍。”今《汉书·司马迁传》亦正作舍。而后人改为合，不知古人读舍为恕。正与度为韵也。《柏梁台诗》上林令曰：“去狗逐兔张罝罘。”今本改为罘罝，又改为罘罳，而不知古人读罘为扶之反，正与时为韵也。扬雄《后将军赵充国颂》：“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五臣《文选》本改后为绪，而不知古人读后为户，正与武为韵也。繁钦《定情诗》：“何以结相于，金薄画搔头。”后人改于为投，而不知古人读头为徒，正与于为韵也。陆云《答兄平原诗》：“巍巍先基，重规累构。赫赫重光，遐风激骛。”今本改骛为鹫，而不知古人读构为故，正与骛为韵也。齐武帝《估客乐》：“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冶。深怀怅往事，意满辞不叙。”今本改冶为渚，不知《宋书·百官志》：江南有梅根及冶塘二冶，而古人读冶为墅，正与叙为韵也。《隋书》载梁沈约《歌赤帝辞》：“齐醍在堂，笙镛在下，匪惟七百，无绝终古。”今本改古为始，不知“长无绝兮终古”，乃《九歌》之辞，而古人读下为户，正与古为韵也。《诗》曰：“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惟我仪，之死矢靡他。”则古人读仪为俄之证也。《易·离》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则古人读离为罗之证也。张衡《西京赋》：“徼道外周，千庐内附。卫尉八屯，巡夜警昼。”则古人读昼为注之证也。《诗》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则古人读宜为牛何反之证也。又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则古人读久为几之证也。左思《吴都赋》：“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则古人读夸为刳之证也。《汉书·叙传》：“舞阳鼓刀，滕公厩驺。颖阴商贩，曲周庸夫。攀龙附凤，并乘天衢。”则古人读驺为邾之证也。《庄子》：“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又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则古人读迎为昂之证也。《曲礼》：“将适舍，求无固。”《离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则古人读舍为恕之证也。秦始皇《东观刻石文》：“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则古人读罘为扶之反之证也。《诗》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御侮。”则古人读后为户之证也。《史记·龟策传》：“今寡人梦见一丈夫，延颈而长头。衣元绣之衣而乘辎车。”则古人读头为徒之证也。《荀子》：“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作、束并去声，则古人读构为故之证也。马融《广成颂》：“然后缓节舒容，裴徊安步，降集波罩。川衡、泽虞，矢鱼陈罟。兹飞、宿沙，田开、古冶。翚终葵，扬关斧。刊重冰，拨蛰户。测潜鳞，踵介旅。”则古人读冶为墅之证也。《诗》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则古人读下为户之证也。凡若此者，遽数之不能终也。
其为古人之本音而非叶韵，则陈第已辨之矣。若夫近日之锓本，又有甚焉。阮瑀《七哀诗》：“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今本改能为回，不知《广韵》十六咍部元有能字，姚宽证之以《后汉书·黄琬传》：“欲得不能，光禄茂才。”以为不必是鳖矣。张说《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神道碑铭》：“河曲回兵，临洮旧防。手握金节，魂沈玉帐。千里送丧，三军凄怆。”《唐文粹》本改防为址，以叶上文喜、祉诸字，不知《广韵》四十一样部元有防字，而“峻岨塍，埒长城。豁险吞，若巨防，”已见于左思之《蜀都赋》矣。〈（卢照邻《奉使益州诗》：“峻岨埒长城，高标吞巨防。”正用《蜀都赋》语。今本《卢诗》改防为舫。）〉李白《日夕山中有怀诗》：“久卧名山云，遂为名山客。山深云更好，赏弄终日夕。月衔楼间峰，泉漱阶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借。”今本改借为惜，〈（杜甫《郑典设自施州归》诗同。）〉不知《广韵》二十二昔部元有借字，而“伤美物之遂化，怨浮龄之如借”，已见于谢灵运之《山居赋》矣。凡若此者，亦遽数之不能终也〈（其详并见《唐韵正》本字下）〉。
嗟夫！学者读圣人之经与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谓之大惑乎？昔者汉西平四年，议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经文字，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后儒晚学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隶三字石经。自是以来，古文之经不绝于代。传写之不同于古者，犹有所疑而考焉。天宝初，诏集贤学士卫包改为今文，而古文之传遂泯，此经之一变也。汉人之于经，如先、后郑之释三《礼》，或改其音而未尝变其字。《子贡问乐》一章，错简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于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专，古人之师传，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学》《系辞》，径以其所自定者为本文，而以错简之说注于其下，已大破拘挛之习。后人效之，《周礼》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纷纭；《召南》《小雅》且欲移其篇第，此经之又一变也。闻之先人，自嘉靖以前，书之锓本虽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处，注之曰疑；今之锓本加精，而疑者不复注，且径改之矣。以甚精之刻，而行其径改之文，无怪乎旧本之日微，而新说之愈凿也。
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不揣寡昧，僭为《唐韵正》一书，而于《诗》《易》二经各为之音，曰《诗本音》，曰《易音》。以其经也，故列于《唐韵正》之前，而学者读之，则必先《唐韵正》而次及《诗》《易》二书，明乎其所以变，而后三百五篇与卦、爻、彖、象之文可读也。其书之条理最为精密，窃计后之人必有患其不便于寻讨，而更窜并入之者，而不得不豫为之说以告也。夫子有言：“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今之《广韵》，固宋时人所谓菟园之册，家传而户习者也。自刘渊韵行，而此书几于不存。今使学者睹是书，而曰：自齐、梁以来，周颙、沈约诸人相传之韵固如是也，则俗韵不攻而自绌。所谓“一变而至鲁”也。又从是而进之五经三代之书，而知秦汉以下至于齐梁历代迁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诗，可弦而歌之矣，所谓“一变而至道”也。故吾之书，一循《广韵》之次第而不敢辄更，亦犹古人之意，且使下学者易得其门而入，非托之足下，其谁传之？今钞一帙附往，而考古之后，日知所无，不能无所增益，则此之书犹未得为完本也。
老弟虽上令伯之章，以我度之，未必见听。昔朱子谓陆放翁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志节，正老弟今日之谓矣。但与时消息，自今以往，别有机权，公事之馀，尤望学《易》。吾弟行年四十九矣，何必待之明岁哉？更希馀光下被，俾暮年迂叟得自遂于天空海阔之间，尤为知己之爱也。
接读来诗，弥增愧侧，名言在兹，不啻口出，古人有之。然使足下蒙朋党之讥，而老夫受虚名之祸，未必不由于此也。韩伯休不欲女子知名，足下乃欲播吾名于士大夫，其去昔贤之见，何其远乎？“人相忘于道术，鱼相忘于江湖”，若每作一诗，辄相推重，是昔人标榜之习，而大雅君子所弗为也。愿老弟自今以往，不复挂朽人于笔舌之间，则所以全之者大矣。
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传》，谓是身后之书，即如近日力臣札来，《五书》改正约有一二百处：《诗·祈父》“靡所<厂氏>止”，《小旻》“伊于胡<厂氏>”误作底，注云：十一荠，而不知其为五旨也，五经无底字，皆是<厂氏>字，惟《左传·襄二十九年》“处而不底”，《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乃音丁礼反耳。今《说文》本<厂氏>字有下一画，误也。字当从氏。《诗》“周道如氏”，孟子引之作底，以氏<厂氏>音同而古亦可通也。今本误为底字。童而习之，并《诗》之氏字亦读为邸矣。《商颂·烈祖》诗上云“以假以享”，下云“来假来飨”，石经上作享，下作飨。欧阳氏曰：“上云以享者，谓诸侯皆来助享于神也；下云来飨者，谓神来至而歆飨也。”享飨二义不同，享者，下享上也，《书》曰“享多仪”，是也。飨者，上飨下也，《传》曰“五飨醴”是也。故《周颂》“我将我享”作享，“既右飨之”作飨；《鲁颂》“享以骍牺”作享，“是飨是宜”作飨。今《诗经》本周商二《颂》上下皆作享，非矣。举此二端，则此书虽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贻后人之议。马文渊有言：“良工不示人以璞。”今世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斯道也将亡矣。前介眉札来索此，原一亦索此书并欲钞《日知录》，我报以《诗》《易》二书今夏可印，其全书再待一年，《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赵孟不复年”之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彼时自有受之者，而非可豫期也。《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谓也。
来书北山南史一联，语简情至，读而悲之。既已不可谏矣，处此之时，惟退惟拙，可以免患。吾行年已迈，阅世颇深，谨以此二字为赠。
子德书来云：“顷闻将特聘先生，外有两人。”此语未审虚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鄙人情事与他人不同。先妣以三吴奇节，蒙恩旌表，一闻国难，不食而终，临没丁宁，有无仕异朝之训。辛亥之夏，孝感特柬相招，欲吾佐之修史，我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则逃。原一在坐与闻，都人士亦颇有传之者，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幸以此语白之知交。前札中劝我无入都门及定卜华下，甚感此意。回环中腑，何日忘之！
于天空海阔之中，一旦为畜樊之雉，才华累之也。虽然，无变而度，无易而虑，古人于远别之时，而依风巢枝，勤勤致意，愿子之勿忘也。自今以往，当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处钝守拙。孝标策事，无侈博闻；明远为文，常多累句。务令声名渐减，物缘渐疏，庶几免于今之世矣。若夫不登权门，不涉利路，是又不待老夫之灌灌也。
大家续孟坚之作，颇有同心；巨源告延祖之言，实为邪说。展读来札，为之怆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书，并为令兄取去。令兄亡后，书既无存，吾亦不谈此事。久客北方，后生晚辈益无晓习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谈旧事，十七年不见旧书，衰耄遗忘，少年所闻，十不记其一二。又当年牛、李、洛、蜀之事，殊难置喙。退而修经曲之业，假年学《易》，庶无大过，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论朝廷之政也。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诸良友者。自庚申至戊辰邸报皆曾寓目，与后来刻本记载之书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当以邸报为主，两造异同之论，一切存之，无轻删抹，而微其论断之辞，以待后人之自定，斯得之矣。割补《两朝从信录》尚在吾弟处，看完仍付来，此不过邸报之二三也。
衰疾渐侵，行须扶杖，南归尚未可期。久居秦晋，日用不过君平百钱，皆取办囊橐，未尝求人。过江而南，费须五倍，舟车所历，来往六千，求人则丧己，不求则不达，以此徘徊未果。华令迟君谋为朱子祠堂，卜于云台观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买地，十日开土，中秋后即百堵皆作。然堂庐门垣，备制而已，不欲再起书院。惟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谕，主题曰太师徽国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敢祈足下考订明确示之。
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记文，岂敢固辞，以自外于知己。顾念先妣以贞孝受旌，顷使舍侄于墓旁建一小祠，尚未得立，日夜痛心。若使不立母祠，而为足下之母作祠文，是为不敬其亲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人乎？贵地高人逸士甚不乏人，似不须弟；若谓非弟不可，则时乎有待，必鄙愿已就，方可泚笔耳。
先生已知盩厔之为危地，而必为是行，脱一旦有意外之警，居则不安，避则无地，有焚巢丧牛之凶，而无需沙出穴之利，先生将若之何？
至云置死生于度外，鄙意未以为然。天下之事，有杀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无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子曰：“吾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圣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而不胶于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于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来之谢，而古人不以为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节，他日事变之来，不能尽如吾料，苟执一不移，则为荀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于通人矣。承惓惓相爱之切，故复为此忠告，别有札与宪尼，嘱其恳留先生也。
仲复之言，自是寻常之见。虽然，何辱之有？《小星》《江汜》，圣人列之《召南》，而纪叔姬笔于《春秋》矣。或谓古人媵者皆侄娣，与今人不同。诚然。然《记》曰：“父母有婢子，甚爱之，虽父母没，没身敬之不衰。”夫爱且然，而况五十馀年之节行乎？使乡党之人谓诸母之为尊公媵者，其位也；其取重于后人，而为之受吊者，其德也。《易》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诸母当之矣。君子以广大之心而裁物制事，当不尽以仲复之言为然。将葬，当以一牲告于尊公先生而请启土。及墓，自西上，不敢当中道；既窆，再告而后反。其反也，虞于别室，设座不立主，期而焚之。先祖有二妾，炎武所逮事。其亡也，葬之域外。此固江南士大夫家之成例，而亦《周官》冢人或前或后之遗法也。今诸母之丧，为位受吊，加于常仪，以报其五十馀年之苦节足矣。若遂欲祔之同穴，进列于左右之次，窃以为非宜。追惟生时“实命不同”，“莫敢当夕”之情，与夫今日葬之以礼，“没身敬之不衰”之义，固不待宋仲几、鲁宗人衅夏之对也。谨复。
朱子祠堂之举，适有机缘。今同令弟及诸君相视形势，定于观北三泉之右，择平敞之地，二水合流之所，建立一堡，止用地四五亩，缭以周垣，引泉环之，并通流堂下。前为石坊，列植松柏，内住居民三四家守之。虽所费不訾，但有百金即便兴工，不患无助。春仲弟自来视工。望作一家报，凡择地委人一切托之令弟允塞，仍移书报弟，速为措办可也。
华阴王君无异有诸母张氏，年二十六，其君与小君相继殁。无异以兄子为后，方四龄，张氏独守节以事太君。二十五年太君亡，又三十馀年年八十一，及见无异之曾孙而终。无异感其节，将为之发丧受吊而疑所服。仆以免服告之。读来教与无异书，未之许也。
窃惟礼经之言免者不一，而详其制有二焉。其重也，自斩至缌皆有免；其轻也，五世之亲为之袒免。夫五服之制，有冠有衰，免则无冠也。郑氏曰：以布广一寸，自项中而前，交于额上，却绕紒，如著参头矣。是故有免而衰者，有免而袒者；在五服之内则免而衰，五服之外则免而袒。袒者，非肉袒也，无衰，故谓之袒也。《传》言晋惠公获于秦，穆姬“使以免服衰绖逆”，是免而衰者矣。史言汉高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兵皆缟素”，是无衰而袒者矣。今张氏之卒，无异将为之表其节而报其恩，其可以无服乎哉？童汪踦幼而勿殇，县贲父卑而有诔，国固有之，家亦宜然。请为之免而布素，既葬而除，敢以质之君子。若曰：“汏哉，叔氏，专以礼许人！”则吾岂敢。
华下有晦翁旧事，历五百馀年始得山史为之表章，又十二年，而炎武重游至此。及今不创，更待何人？今移买山之资，先作建祠之举。若改岁之初，旌驺至止，当于华下奉迎。白石清泉，共谈中愫，慰二载之阔悰，订千秋之大业，幸甚幸甚！至鄙人侨居之计，且为后图，而其在此，亦非敢拥子厚之皋比，坐季长之绛帐。倘逖听不察，以为自立坛坫，欲以奔走天下之人，则东林覆辙，目所亲见，有断断不为者耳！
新正已移至华下。祠堂书院之事，虽皆秦人为之，然吾亦须自买堡中书室一所，水田四五十亩，为饔飧之计。
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黄精、松花，山中所产，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终日服饵，便可不肉不茗。然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
今年三月，乘道途之无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崤函，观伊雒，历嵩少。亦有一二好学之士，闻风愿交，但中土饥荒，不能久留，遂旋车而西矣。彼中经营方始，固不能久留于外也。
犹子衍生前岁曾蒙青盼，今已随其师至关中，稍知礼法，不好嬉戏，竟立以为子。而昆山从弟子严连得二孙，又令荆妻抱其一，以为殇儿之后。桑榆末景，或可回三舍之戈。此间风俗大胜东方，虽未卜居，亦有安土之怀矣。
流寓关华，已及二载。幸得栖迟泉石，不与弓旌。而此中一二绅韦，颇知重道。管幼安之客公孙，惟说六经之旨；乐正裘之友献子，初无百乘之家。若使戎马不生，弦歌无辍，即此可为优游卒岁之地矣。惟是筋力衰𬯎，山川缅邈。获麟西野，粗成拨乱之书；化鹤东州，未卜归来之日。言念邦族，憬然如何？
昔年过访尊公于江村寓舍中，其时以去国孤踪，相逢话旧。遇声子于郑郊，久谙家世；和渐离于燕市，窃附风流。雹散蓬飘，忽焉二纪，东西南北，音信阙如。为天涯独往之人，类日暮倒行之客。乃者发函伸纸，如见故人，问道论文，益征同志，信后生之可畏，知斯道之不亡。至于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则为山覆篑，当加进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务本原之学。老夫耄矣，何足谘询？而况二十年前已悔久焚之作乎？重违来旨，辄布区区。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夫以孔子之圣，犹须好学，今人可不勉乎？
圣人所闻所见，无非《易》也。若曰扫除闻见，并心学《易》，是《易》在闻见之外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谓“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者也。若夫“堕枝体，黜聪明”，此庄周、列御寇之说，《易》无是也。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诗》三百篇即古人之韵谱。经之与韵，本无二也，病在后之学者执韵而论经；其不能通，则改经而就韵。夫道若大路然，安用此多岐乎？休文之四声，神珙之翻切，三代之所未有也。颜师古、章怀太子始有叶韵之说，而汉以前亦未之有也。乃援今而议古，焉得不圆凿而方枘乎？且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已僭成一书，今先刻《音论》附往。
君子将立言以垂于后，则其与平时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于阳货，盖以大夫之礼待之，而其作《春秋》则书曰盗。又尝过楚，见昭王，当其问答，自必称之为王，而作《春秋》则书：“楚子轸卒。”黜其王，削其葬。其从众而称之也，不以为阿；其特书而黜之也，不以为亢，此孔子所以为圣之时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诸久远之文字，无乃不知《春秋》之义乎？
生平所见之友，以穷以老而遂至于衰颓者，十居七八。赤豹，君子也，久居江东，得无有陨获之叹乎？昔在泽州，得拙诗，深有所感，复书曰：“老则息矣，能无倦哉？”此言非也。夫子“归与归与”，未尝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学，死而后已。
每接谈论，不无感触，夜来梦作一书与执事曰：“过蒲而称子路，之平陆而责距心。”嗟乎！梦中之心，觉时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今将暂别贵地，民生利病望悉以见教。人虽微，言虽轻，或藉之而重。
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兴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转般，则河南必扰；开胶、莱之运道，则山东必乱矣。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馀。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馀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顷过里第，见家道小康，诸郎成立，甚慰。然自此少游之计多，而伏波之志减矣。况局守一城，无豪杰之士可与共论，如此则志不能帅气，而衰钝随之。敢以一得之愚献诸执事。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贵郡之人见之，得无适适然惊也？
吾辈学术，世人多所不达，一二稍知文字者，则又自愧其不如。不达则疑，不如则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传之人间。然老矣，终当删定一本，择友人中可与者付之尔。
读来论为之感叹！自北平、南昌二变以后，一代规模于“宗子维城”四字，竟不复讲。至崇祯之时，人心已去，虽使亲王典兵，其能者不过如汉之陈王宠，下者则唐之覃王嗣周、延王戒丕而已。积轻之势固不能有所树立，而变故萌生，难可意料，谁肯独创非常，建房琯之策者哉？虽然，苻坚不过氐酋伪主，而其疏属尚有苻登。诚得此论而用之，未必无一二才杰之士自兹而奋发也。
每接高谈，无非方人之论。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执事之意其在于斯乎？然而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是则圣门之所孳孳以求者，不徒在于知人也。《论语》二十篇，惟《公冶长》一篇多论古今人物，而终之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是则论人物者，所以为内自讼之地；而非好学之深，则不能见己之过；虽欲改不善以迁于善，而其道无从也。记此二章于末，其用意当亦有在，愿与执事详之。
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其于利害得失之际，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视之可尔。
初为此诗，不过具宾主一夕之谈尔。后之作者递相祖袭，无乃失寿陵之本步乎？海内不乏能言之士，区区何足相师，惟自出己意，乃敢许为知音者耳。
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
《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悬牌于室，以拒来请，人所共见，足下尚不知耶？抑将谓随俗为之，而无伤于器识耶？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
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此非仆之言，当日刘叉已讥之。
弹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为，其职则然也。苟欲请良家女子出而为之，则艴然而怒矣。何以异于是？
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于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坠井也。若更为之序，岂不犹之下石乎？惟其未坠之时，犹可及止；止之而不听，彼且以入井为安宅也。吾已矣夫！
郑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为袁本初强之到元城，卒于军中。而曹孟德遂有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之语，以为本初罪状。后之为处士者，幸无若康成；其待处士者，幸无若本初。
井叔于崇福宫故址建祠筑垣，以祀宋提举崇福宫十有四公，可谓合礼〈（韩公维、吕公诲、司马公光、程公颐、颢、刘公安世、范公纯仁、杨公时、李公纲、李公邴、朱公熹、倪公思、王公居安、崔公与之）〉。今介石复建一堂于此祠之前，而迁二程、朱子之位于中，奉之以为一院之主。
其尊师重学之意，非不甚至，但其中若韩公、吕公、司马公、刘公，皆与二程同时，而官品多在二程之上，以朱子视之，则皆前辈也。杨龟山先生，又朱子师之师也。同一祠秩，非有所分别也，而俨然独处于前堂，使诸公并世而生，必不安于其位也。夫鬼神之情，人之情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窃谓宜仍井叔之旧，而别建一祠以奉程、朱，庶乎得之。
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吾见近日之为文人、为讲师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讲名者也。子不云乎：“是闻也，非达也，默而识之。”愚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顷者东方友人书来，谓弟盍亦听人一荐，荐而不出，其名愈高。嗟乎！此所谓钓名者也。今夫妇人之失所天也，从一而终，之死靡慝，其心岂欲见知于人哉？然而义桓之里，称于国人，怀清之台，表于天子，何为其莫之知也？若曰：必待人之强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后可以明节，则吾未之闻矣。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馀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向时所传刻本，乃其绪馀耳。
泰山之西南麓有宋天书观，大中祥符年间建，后废为碧霞元君之宫，前一殿奉元君。万历中，尊孝定皇太后为九莲菩萨，构一殿于元君之后奉之。崇祯中，尊孝纯皇太后为智上菩萨，复构一殿于后奉之。乃更名曰圣慈天庆宫，而按察使左佩玄为之碑。宫成于十七年之三月，神京沦丧，即此月也。
窃惟经传之言曰：“为之宗庙，以鬼享之。”又曰：“为天子父，尊之至也。”孔子论政必也正名。昔自明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命岳渎神祇并革前代之封，正其称号。而及其末世，至以天子之母，太后之尊若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号以为崇，岂非所谓国将亡而听于神者耶？然自国破以后，宗庙山陵之所在，樵夫牧竖且或过而慢焉，而此二殿独以托于泰山之麓，元君之宫，焚香上谒者无敢不合掌跪拜，使正名之曰皇太后，固未必其能使天下之人虔恭敬畏之若此。是固大圣人之神道设教，使民由之而不知者乎？其与宋之托天书以夸契丹者，相去远矣。以其事为国史之所不及载，故序而论之，俾后之人有以览焉。
呜呼！自治道愈下而国无强宗；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无立国，是以内溃外畔而卒至于亡。然则宗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纪而张国势者乎？
余至闻喜县之裴村，拜于晋公之祠，问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释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读唐时碑，载其谱牒世系，登陇而望，十里之内邱墓相连，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尚百数十人。
盖近古氏族之盛，莫过于唐，而河中为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闻喜之裴，皆历任数百年，冠裳不绝。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举义兵以抗高欢之众，此非三代之法犹存，而其人之贤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
自唐之亡，而谱牒与之俱尽。然而裴枢辈六七人犹为全忠所忌，必待杀之白马驿而后篡唐，氏族之有关于人国也如此。至于五代之季，天位几如弈棋，而大族高门，降为皂隶。靖康之变，无一家能相统帅以自保者。夏县之司马氏举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
呜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趋于下，而一旦有变，人主无可仗之大臣，国人无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窜，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势也与？是以唐之天子，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一旦仓黄之际，固非后之人主所能知也。
予尝历览山东、河北，自兵兴以来，州县之能不至于残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及至河东，问贼李自成所以长驱而下三晋之故，慨焉伤之。或言曰：崇祯之末，辅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贼入西安，天子临朝而叹。建泰对言：“臣郡当贼冲，臣请率宗人乡里出财百万，为国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师，亲饯之正阳门楼。举累朝所传之御器而酌之酒，因以赐之。未出京师，平阳、太原相继陷，建泰不知所为。师次真定，而贼已自居庸入矣。
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于王铎、张濬之下〈（二人皆唐末宰相，统师出讨而败绩者）〉，而上之人无权以与之，无法以联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区区宰辅之虚名，而系社稷安危之命，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观裴氏之与唐存亡，亦略可见矣。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其国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自青州而西三十馀里，淄水之东，牛山之左，大道之南，穹然而高者，四大冢焉。郦道元《水经注》曰：“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圆坟，咸高七尺。东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
余考田氏之称王者五，而王建迁于共以死，所谓四王，则威、宣、湣、襄是矣。威、宣二王当齐全盛之日，其厚葬固宜；独是湣王杀死于莒，齐之七十馀城皆已为燕，田氏之绝而无主者五年，而田单以一邑之兵，一战破燕，收数千里之地，而迎王子于城阳之山中。其时君臣新立，人民新定，死者未吊，伤者未起，反故王之丧于莒而葬之，其制不少杀于威、宣二王之旧。吾是以知襄王之孝，田单之忠，而三代以下之为人臣子者莫能及也。吾尝考地理之志，有周厉王之墓，在霍州东北。王流于彘，卒且葬焉。宣王即位而未之能复也。诗人志之曰：“韩侯取妻，汾王之甥。”厉王也而谓之汾王，刺宣王也。故厉王称汾，而湣王不称莒也，是襄王之孝也。或曰：厚葬，非礼也。子奚取焉？曰：此常论也。乃齐之二王既以为故事矣。宋元公告其群臣，请无及先君，而仲几不可，又况于处变之日乎？然则后之人君，不幸而遇国家之变，其如齐之襄王，其如周之宣王，请择于斯二君者。
五台山在五台县东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县一百三十里。
史炤《通鉴注》曰：“五台山在代州五台县，山形五峙，相传以为文殊示现之地。”《华严经疏》云：“清凉山者，即代州雁门五台山也。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馀考昔人之言五台者过侈，有谓：环基所至五百馀里；有谓：四埵去中台各一百二十里，东埵为赵襄子所登，以临代国；南埵为帝尧遭洪水系舟之处；北埵夏屋山，后魏孝文驻跸之所；西埵天池，隋炀帝避暑之龙楼凤阁者。皆太广远而失其实。惟今《山志》所言五台者近是。北台最高，后人名之叶斗峰。有龙湫，其东二十里为华严岭。又东二十里为东台，上可观日出，其东为龙泉关路。自北台而南二十里为中台，其巅西北有太华泉。又西十五里为西台，其西叠嶂数十里，北有秘魔崖，东南有清凉岭，惟南台稍远，去中台可五十里。五峰周遭如城，其巅风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不生五谷，木有松无柏，亦有民人以樵采射猎为业。在古建国时当为林麓之地，中代以下，而吾人之逃于佛者居焉，于是山始名而亦遂为其教之所有。然馀考之：五台在汉为虑虒县，而山之名始见于齐。其佛寺之建，当在后魏之时，而彼教之人以为摄摩腾自天竺来此，即居是山。不知汉孝明图像之清凉台在雒阳而不在此也。余又考之：《北齐书》但言：突厥入境，代忻二牧马数万匹在五台山北柏谷中避贼。《隋书》但言：卢太翼逃于五台山，地多药物，与弟子数人庐于岩下，萧然绝世，以为神仙可致而已。至《唐书·王缙传》始言：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费钱巨亿万。缙为宰相，给中书符牒，令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于是此山名闻外夷。至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见于敬宗之纪。而《五代史》则书：有胡僧游五台山，庄宗遣中使供顿，所至倾动城邑。又书：五台山僧继颙为刘承钧鸿胪卿，能讲《华严经》，四方供施多积蓄以佐国用。五台当契丹界上，继颙常得其马以献，号“添都马”。《元史》则书：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幸五台山。三月己丑，令高丽王随太后之五台山。英宗至治二年，五月甲申，车驾幸五台山，庚寅，星于五台山。
夫以王缙之为相，庄宗、武宗、英宗之为君，其事亦可知矣。然此皆《山志》所不载；问之长老，亦无有知其迹者。此在三四百年之间，而不能记述已如是矣，而况于摩腾之始来，文殊之示现乎？其山中雨夜时吐光焰。《易》曰：“泽中有火革。”深山巨壑无佛之处亦往往有之，不足辨。呜呼！韩公《原道》之作，至于“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而李文饶为相，能使张仲武封刀付居庸关，而不敢纳五台之逃僧。盖君子之行王道者，其功至于如此。而吾以为当人心沈溺之久，虽圣人复生，而将有所不能骤革，则莫若择夫荒险僻绝之地，如五台山者而处之，不与四民者混，犹愈于纵之出没于州里之中，两败而不可禁也。作《五台山记》。
忠臣义士，性也，非慕其名而为之。名者，国家之所以报忠臣义士也。报之而不得其名，于是姑以其事名之，以为后之忠臣义士者劝，而若人之心何慕焉，何恨焉。平原君朱建之子骂单于而死，而史不著其名；田横之二客自刭以从其主，而史并亡其姓。录其名者而遗其晦者，非所以为劝也。谓忠义而必名，名而后出于忠义，又非所以为情也。
余过昌黎，其东门有拽梯郎君祠，云：方东兵之入遵化，薄京师，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万计，驱使之如牛马。是时昌黎知县左应选与其士民婴城固守，而敌攻东门甚急。是人者为敌舁云梯至城下，登者数人，将上矣，乃拽而覆之。其帅磔诸城下。积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以全。事闻，天子立擢昌黎知县为山东按察司，佥事丞以下迁职有差。又四年，武陵杨公嗣昌以巡抚至，始具疏上请，邑之士大夫皆蒙褒叙，民兵死者三十六人立祠祀之。而杨公曰：“是拽梯者虽不知何人，亦百夫之特。”乃请旨封为拽梯郎君，为之立祠。呜呼！吾见今日亡城覆军之下，其被俘者，虽以贵介之子，弦诵之士，且为之刈薪刍，拾马矢，不堪其苦而死于道路者何限也！而郎君独以其事著。吾又闻奢寅之攻成都也，一铳手在贼梯上，得间向城中言曰：“我良民也，贼以铁索系我守梯，我仰天发铳，未尝向官军也。今夜贼饮必醉，可来救我。”官军如其言，夜出斫营，火其梯，贼无得脱者，而铳手死矣。若然，忠臣义士岂非本于天性者乎？郎君之祠且二十馀年，而幸得无毁，不为之记，无以传后。张生庄临，亲其事者也。故以其言书之。
旧中涓范君养民，以崇祯十七年夏自京师徒步入华山为黄冠。数年，始克结庐于西峰之左，名曰复庵。华下之贤士大夫多与之游，环山之人皆信而礼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读书，好《楚辞》诸子及经史，多所涉猎，为东宫伴读。方李自成之挟东宫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于是弃其家走之关中，将尽厥职焉。乃东宫不知所之，而范君为黄冠矣。
太华之山，悬崖之巅，有松可荫，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税于官，不隶于宫观之籍。华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创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东向以迎日出。余尝一宿其庵，开户而望大河之东，雷首之山，苍然突兀，伯夷、叔齐之所采薇而饿者，若揖让乎其间，固范君之所慕而为之者也。自是而东，则汾之一曲，绵上之山，出没于云烟之表，如将见之。介子推之从晋公子，既反国而隐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东，太行、碣石之间，宫阙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极望之不可见矣。相与泫然，作此记，留之山中。后之君子登斯山者，无忘范君之志也。
古之人所以传于其后者，不以其名而以其实，不以其天而以其人。以其名，以其天者，世人之所以为荣；以其实，以其人者，君子之所修而不敢怠也。
晋生文煜，关中之通士也。名其堂曰贞烈，而请为之记。其言曰：“余之祖妣，临潼王府镇国中尉怀墀女也。归于晋，生余考及二姑。年十九而余祖考亡，余考方四岁，守节不二，迄六十有八而终。崇祯末巡按御史金公毓峒以事上闻，请行旌表。命未下而寇至，二姑死焉，故堂以贞烈名也。”余又读朝邑李君楷所为传，则二姑者，一适西安右卫昭信校尉王弘祖，一适临潼王府奉国中尉谊濋，并封安人。早寡，寇至之日，各自投于井。长姑之子寅年十三，从焉。盖三世而其节不陨，可无愧其名也已。史言郭昌娶真定恭王女，号郭主。主虽王家女，而好礼节俭，有母仪之德，生光武郭皇后。此特居室之常行尔，而当时称之，史册载之，其后郭后虽出，而东海恭王犹得保其馀庆，以垂于后嗣。乃晋氏之先祖妣其治家如郭主，加以柏舟之节，其女与外孙守死不辱，有卓绝之殊轨焉。属当岸谷之变，门户衰微，无能光大其业，使声闻烜赫，传之彤管，而仅以一堂之名托之文字，以示子孙不忘，此又其遇之悬于天，“实命不同”，而可为悲悼者也！然君子之为教，于家有百世之规，而不以一时之所遇为兴替。《易》不云乎：“《家人》，利女贞。”自今以往，晋氏之为女者必贞，以宜其家；为子者必孝于亲，必忠于君，以显于其国；则受介福于王母以大其门者，不在其身，将在其子孙。而斯堂之名，永世弗坠，必有继中垒而修列女之传者焉。余濡笔俟之矣。
天下之事，盛衰之形，众寡之数，不可以一定，而君子则有以待之。所以抚盛而合众者，中人以上之所能。若夫为盛于衰，治众于寡，孑然一身之日，而有万人百世之规，非大心之君子莫克为之矣。古之君子，虑先人之德久而弗昭，于是为之祠堂以守之，其盛者及于始祖。古之君子，虑宗人之涣而无统，于是岁合子姓于祠而教之孝；奠爵献俎，毕而馂食，以教之礼。其子孙之众，或至于数千百人，此祠堂之所由兴，而祭法之所由传也。
常熟杨子常先生，通经之士。于先朝之末，由训导除都昌知县，未任，以疾归，而遭国变，至于今，先生年七十有二矣。先有一子，年二十馀以卒，晚得一子又殇，而其兄子亦中岁夭折。今其族孙之在者，不过二十馀人。其先世自关中来，祖、父并为农，风尚朴质。高祖以上，不能举其讳字。自迁常熟以来，复无显者，及先生始仕宦。今白首老矣，无亲子孙。夫人之情，于身且若此，遑恤其后乎？而先生曰：“不然。吾父虽农，在里中颇能言民疾苦，以达于县吏。而除其菑，当不至于无嗣。以五服之间，得一二十人，以合其欢而教之以孝以礼，岂必其中无能学以大其宗者。以吾之年虽老且独，而幸有薄田之入，为先祖父所遗，可以举先人未行之事而传之其后人。”于是即祖墓之旁，建屋三楹，为祠堂，以奉其先人并诸父兄子姓之亡者。其下为田若干亩，以供岁时之祭。定其仪，秩其品，简而文，约而不陋。曰：“及吾身存，与诸孙行礼其中，使诸孙之继我，如今日焉，先德其毋坠已。”又于其墓之旁植木开河通水，凡世俗所为安死利生之法无不备，此非所谓衰而有盛之心，寡而能众之事者乎？《易》曰：“可大则贤人之业。”《传》曰：“人定能胜天。”吾以卜杨氏之昌于其后，必也。承先生之命而为之记。
昔者孔子既没，弟子录其遗言以为《论语》，而独取有子、曾子之言次于卷首，何哉？夫子所以教人者，无非以立天下之人伦，而孝弟，人伦之本也；慎终追远，孝弟之实也。甚哉，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人伦，然后有风俗，有风俗，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国家。先王之于民，其生也，为之九族之纪，大宗小宗之属以联之；其死也，为之疏衰之服，哭泣殡葬虞附之节以送之；其远也，为之庙室之制，禘尝之礼，鼎俎笾豆之物以荐之；其施之朝廷，用之乡党，讲之庠序，无非此之为务也。故民德厚而礼俗成，上下安而暴慝不作。
自三代以下，人主之于民，赋敛之而已尔，役使之而已尔，凡所以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听民之所自为，于是乎教化之权常不在上而在下。两汉以来，儒者之效亦可得而考矣。自二戴之传，二郑之注，专门之学以礼为宗，历三国、两晋、南北、五季干戈分裂之际而未尝绝也。至宋程、朱诸子卓然有见于遗经，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说于南方以授学者。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亲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而立庙以祀，或累世同居，称之为义门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处乎杂乱偏方闰位之日，而守之不变，孰劝帅之而然哉？国乱于上而教明于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经常之道，赖君子而存也。呜呼！至于今日而先王之所以为教，贤者之所以为俗，殆澌灭而无馀矣！列在搢绅而家无主祏，非寒食野祭则不复荐其先人；期功之惨，遂不制服，而父母之丧，多留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于奴仆；女嫁，死而无出，则责偿其所遣之财；昏媾异类而胁持其乡里，利之所在，则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于是机诈之变日深，而廉耻道尽。其不至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者几希矣！昔春秋之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而秉礼之邦，守道之士不绝于书，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几乎息之秋也。又何言政事哉！
吾友华阴王君弘撰，邻华先生之季子，而为征华先生后者也。游婺州，二年而归，乃作祠堂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敬宗之道。其乡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见此礼久矣，为之兆也，其足以行乎？孟子有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夫躬行孝弟之道，以感发天下之人心，使之惕然有省，而观今世之事若无以自容，然后积污之俗可得而新，先王之教可得而兴也。王君勉之矣。
予居苏之昆山，崇祯初，先师庙东西两庑坏。予时为博士弟子，一日过之，见神位在瓦砾中，与同学二三生拾取，命工修完，奉之东斋，告于邑之长官。越二年，始复其故。因考《史记》《家语》及今代阙里之书，多有不同，以《大明会典》为定。而友人归生庄作《两庑位次考》一通，受而藏之几五十年。来关中，得郃阳宁生浤丁《祭考义》，亦崇祯中作，大略相同。然两庑位东西相对，以次列及门弟子毕，而后及左氏、公羊、穀梁三子暨汉以下诸儒，此旧制也。嘉靖九年，采诸臣之议，有黜者，有改祀者，于是东庑之弟子三十三，而西庑二十九。左丘明跻秦非之上，伏胜跻颜哙之上，孔安国跻穀梁梁赤之上，而自此以下，时代先后大率倒误。当日东西之位仍如旧次，虽有阙者而不复更移，盖亦知二郑、贾、服诸儒传经之功不可没，而有待于异日之重议，此秉礼者之微意也。予恐后之人不知，而欲循时代以正东西之次，又悲夫亡友之遗墨犹存，而不获共论此也，乃书其末，以俟后人。归生名庄，更名祚明，工草隶，为东吴高士。
余既表《广韵》而重刻之，以见自宋以前所传之韵如此，然惜其书之不完也。
《路史》曰：“周有井伯，《广韵》曰：子牙后。”今井下无此文。又曰：“《广韵》云：汉有䣙城后。”今䣙字灰等二韵两收而亦无此文。又引䣙下云：“乡名，在右扶风。”而今灰韵注但“乡名”二字。《困学纪闻》曰：“《广韵》以贲为姓，古有勇士贲育。”今贲下但“亦姓”二字。又曰：“《广韵》云：《后蜀录》有法部尚书屯度。”又曰：“《广韵》引《何氏姓苑》有：‘况姓，庐江人。’”今屯下、况下但“又姓”二字。《礼部韵略》引《广韵》佊字注云：“《论语》：子西佊哉。”轲字注云：“孟子居贫感轲，故名轲，字子居。”今并无此文。又注鼮字云：“汉光武得此鼠，窦攸识之。《广韵》以为终军，误。”今亦无终军之文也。太原傅山曰：“宋姚宽《战国策后序》引《广韵》七事：晋有大夫芬质，芈干者著书显名，安陵丑，雍门中大夫蓝诸，晋有亥唐，赵有大夫肁贾，齐威王时有左执法公旗蕃。”盖注中凡言又姓者，必以其人实之，而今书皆无其文。又史炤《通鉴释文》所引《广韵》，其不载于今书者亦多也。十干皆引《尔雅》岁阳，而戊下不引著雍。又考之《玉海》，言《广韵》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今仅二万五千九百二言，注一十五万三千四百二十一字。则注之删去者，三万八千二百七十一，而正文亦少二百九十二言矣。又《文献通考》曰有陆法言、长孙讷言、孙愐三序，今止愐序。又言首载景德、祥符敕牒，今亦无之，则亦后人删去之矣。其幸而存者，天之未丧斯文也。呜呼，惜哉！
吾读《宋史·忠义传》至于陈遘，史臣以其婴城死节，而经制钱一事为之减损其辞，但云天下至今有经总制钱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彦国。愚以为不然。
《鹤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盗方腊扰浙东，王师讨之。命陈亨伯〈（宋人讳高宗嫌名，称其字曰亨伯）〉以发运使经制东南七路财赋，因建议如卖酒、鬻糟、商税、牙税，与头子钱、楼店钱皆少增其数，别历收系，谓之经制钱。其后卢宗原颇附益之，至翁彦国为总制使，仿其法，又收赢焉，谓之总制钱。靖康初，诏罢之。军兴，议者请再施行，色目寝广，视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为州县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闻之，哭于家庙。谓剥民敛怨，祸必及子孙。其后叶正则作《外稿》，谓必尽去经总钱，而天下乃可为，治平乃可望也。”然则宋之所以亡，自经总制钱，而此钱之兴，始于亨伯。虽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为叛将所害，而不足以偿其剥民之罪也。孔子述古书之文，凡纣之臣附上而仇敛者，虽飞廉之死，不得与于三仁之列。若亨伯之为此也，其初特一时权宜之计，而遗祸及于无穷。是上得罪于艺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断脰决腹，一暝于中山，不过匹夫匹妇之为谅而已，焉得齿于忠义哉！知此，然后天下之为人臣者，不敢怀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托于忠臣之列矣。
崇祯十四年二月辛亥，贼陷汝州，知州钱君死之。
君讳祚征，字君远，其先吴越王裔，居池之青阳。国初迁于莱，为掖县人。君七岁出嗣其从叔父一夔为之子，事其嗣大母杜氏如其父母。大母之党有烦言，君言于大母，施予诸姻属甚周，以是大母安之。中天启元年举人。大母终，哀毁如父丧。署恩县教谕，三年，除汝州知州。汝为流贼出入孔道，又有土贼聚至万人，依山为巢，百姓苦之。君至，则简乡勇衙兵得千馀人，佯为城守计。忽夜半开门出，从间道逾山谷，步行抵其巢，贼方纵酒不为备，急击，大破之。君策贼众难尽诛，乃释其俘招之，仍令民千家立一寨，有警相救。贼屡失利，其头目鲁加勒等遂诣州降。南召、登封诸贼闻之，亦来降。君简其骁健，送军门效用，余给牛种遣之。汝人少休。君守汝三年，多善政。及是年正月，贼陷河南府，遂犯汝州。君斩麾下之言款贼者以徇，率兵婴城固守。贼攻城，君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战数日。二月庚戌，大风霾，贼以火箭射城上，城上发炮应之，风逆火反，楼堞尽焚。贼乘之入，君被执，大骂不屈，被击仆地，加以炮烙，一宿死。年四十七。弟祉征，从子青，仆十馀人皆死，无一还者。巡抚臣高名衡以闻，奉旨下部议恤，未覆。子大受，县学生。痛父节未表于先朝，惧后世之没而无传也，乃质言其事以告于余而为之状。
自余所及见，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而余与同邑归生独喜为古文辞，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已而又得吴生。吴生少余两人七岁，以贫客嘉定。于书自《左氏》下至《南北史》，无不纤悉强记。其所为诗多怨声，近《西州》《子夜》诸歌曲。而炎武有叔兰服，少两人二岁；姊子徐履忱少吴生九岁，五人各能饮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觥至余舍为母寿。退而饮，至夜半，抵掌而谈，乐甚，旦日别去。余遂出赴杨公之辟，未旬日而北兵渡江，余从军于苏，归而昆山起义兵，归生与焉。寻亦竟得脱，而吴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过吴生之居而问焉，则其母方茕茕独坐，告余曰：“吴氏五世单传，未亡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孙，二岁，亦死矣！”余既痛吴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寿吾母，而吾今以衰绖见吴生之母于悲哀其子之时，于是不知涕泪之横集也。
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县学生员。世本儒家，生尤夙惠，下笔数千言，试辄第一。风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际及交友然诺，则断然不渝。北京之变，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诔，见称于时。与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写录。北兵至后，遗余书及记事一篇，又从余叔处得诗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遗风。然后知闺情诸作，其寄兴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昆山，当抗敌时，守城不出以死，死者四万人，莫知尸处。以生平日忧国不忘君，义形于文若此，其死岂顾问哉？生事母孝，每夜归，必为母言所与往来者为谁，某某最厚。
死后，炎武尝三过其居，无已，则遣仆夫视焉。母见之，未尝不涕泣，又几其子之不死而复还也。然生实死矣！生所为文最多，在其妇翁处，不肯传；传其写录在余两人处者，凡二卷。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与侍从之官承命为之，而世莫得见。其藏书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实录》，则请前一朝之书出，以相对勘，非是莫得见者。人问所传，止有《太祖实录》。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大抵草泽之所闻，与事实绝远，而反行于世。世之不见《实录》者，从而信之。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数千金之家，不能购。以是野史日盛，而谬悠之谈偏于海内。
苏之吴江有吴炎、潘柽章二子，皆高才。当国变后，年皆二十以上。并弃其诸生，以诗文自豪。既而曰：“此不足传也，当成一代史书，以继迁、固之后。”于是购得《实录》，复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怀纸吮笔，早夜矻矻。其所手书，盈床满箧，而其才足以发之。及数年而有闻，予乃亟与之交。二子皆居江村，潘稍近，每出入未尝不相过。又数年，潘子刻《国史考异》三卷，寄予于淮上，予服其精审。又一年，予往越州，两过其庐。及予之昌平、山西，犹一再寄书来。
会湖州庄氏难作。庄名廷鑨，目双盲，不甚通晓古今。以史迁有“左丘失明乃著《国语》”之说，奋欲著书。其居，邻故阁辅朱公国桢家。朱公尝取国事，及公卿志状疏草，命胥钞录凡数十帙，未成而卒。廷鑨得之，则招致宾客，日夜编辑为《明书》。书冗杂不足道也。廷鑨死，无子，家赀可万金。其父允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产，独中子死无后，吾哀其志，当先刻其书而后为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吴、潘盛名，引以为重，列诸参阅姓名中。
书凡百馀帙，颇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辞，未经删削者。庄氏既巨富，浙人得其书，往往持而恐吓之，得所欲以去。归安令吴之荣者，以赃系狱，遇赦得出。有吏教之买此书，恐吓庄氏。庄氏欲应之，或曰：“踵此而来，尽子之财不足以给，不如以一讼绝之。”遂谢之荣。之荣告诸大吏，大吏右庄氏，不直之荣。之荣入京师，摘忌讳语，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执庄生之父，及其兄廷钺及弟侄等，并列名于书者十八人，皆论死。其刻书鬻书，并知府推官之不发觉者，亦坐之。发廷鑨之墓，焚其骨，籍没其家产。所杀七十馀人，而吴、潘二子与其难。
当鞫讯时，或有改辞以求脱者。吴子独慷慨大骂，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骂亦不辨。其平居孝友笃厚，以古人自处，则两人同也。予之适越，过潘子。时余甥徐公肃，新状元及第。潘子规余，慎无以甥贵，稍贬其节，余谢不敢。二子少余十馀岁，而予视为畏友，以此也。方庄生作书时，属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学，竟去，以是不列名，获免于难。二子所著书若干卷，未脱稿，又假予所蓄书千馀卷，尽亡。
予不忍二子之好学笃行而不传于后也，故书之。且其人实史才，非庄生者流也。
王君以崇祯十四年卒。后三年国变，王君之子玑流寓于吴，又一年而不孝始识王生，因以知王生之人与其世德之概。与王生交一年，而王生以状请铭，不孝以母未葬，弗敢作也。又一年，卜葬，葬有日，而王生复来请铭，不孝不获辞而铭之。
君讳时沐，字惟新。其先歙之泽富人。在唐曰秘阁校正希羽，十七传至名关者，避元乱徙而东，为龙溪始祖，又八传至于君。君大父讳福凤，始业行盐，父讳正宠，承其业，以至于君。君以其故不克读书。然君虽业盐，而孝友、急公好施，有远见，能自树，乃过于世之君子。若所云事其慈母与父妾尽礼，而友爱弟时洸终其身，则其孝友也。祖墓之木为不肖者伐，且鬻其旁地，君为捐金赎之；泽富有宗祠，君重作之龙溪，其急大义也。叔正完客杭而病，曰：于我葬；外舅卒，遗孤一人，曰：于我长。其他恤人穷，振人困多类是，是其好施也。同事欲因君请院司据西龙为盐窝，君止之。无何，并抵罪，西龙商独免，其有远见也。好从士君子而耻谒贵人，邑有司欲宾之，不就，其能自树也。凡此皆余之所信于王生者也。君享年六十有七，娶朱氏，子四：长玑，杭州府钱塘县学生员，次文秩，次文秋，次文杞。孙六，曾孙二。以卒之年十二月甲子，葬于其里象山之麓。盖王氏中世为商，而通经义思用之天下者，自玑始。自君之没而家益落，玑遂走京师，历蓟，抵宁远，观列边之大势。每以大计干当事者，不用，转客东莱，而闻京师之变，哭先皇帝于莱山之阳。驰至南都，而公卿又无下士者，遂僦居于吴，著《信书》一编以示余，而为之太息焉，此固宋之遗臣所隐晦而不敢笔之书者也。而王生之不挠于时若此，其抱济物之才而发愤于大义又若此，非世德之遗而能然乎！铭曰：
不知其人视其子。子为信人为节士。呜呼君兮永宅此！
往余在吴中，常郁郁无所交，出门至于淮上，临河不度，徬徨者久之，因与其地之贤人长者相结，而王君起田最与余善，自此一二年或三四年一过也。
王君与余同年月生，而长余二十馀日，其行事虽不同而意相得，凡余心之所存，及其是非好恶无不同者。虽不学古而暗合于义，仁而爱人，乐善不倦，其天性然也。生八岁而孤，事母孝，事其兄恭，其居财也有让。少为帖括之学，及中年，遂闭户不试。家颇饶，每受人之负，折券不较，以是其产稍落，而四方宾客至者，未尝不与之周旋。当余在太原，而余友潘力田死于杭，系累其妻子以北。少弟耒年十八，孑身走燕都，介余一苍头以见王君。王君曰：：“我固闻之。宁人尝与我言，潘君力田，贤士也，不幸以非命终。而宁人之友之弟，则犹之吾弟也。”迎而舍之。比其归也，则曰：“家破矣，可奈何！吾有女年且笄，将婿子。”间二年，耒遂就昏。王君与耒非素识也，特以宁人之友故，而余在远，弗及为之从臾也。每为余言：“子行游天下二十年，年渐衰，可已矣！幸过我卜筑，一切居处器用，能为君办之。”逡巡未果。而别君之日，持觞送我大河之北，留一宿，视余上马，为之出涕，若将不复见者。乃明年，余遂有山东之厄；而海、岱以南地大震，君亦为里中儿所皞龁，意不自得。又明年六月庚午，君卒。惟君生平以朋友为天伦，其待余如昆弟，而余以穷厄蹇连，无能申大义于诈愚凌弱之日者。以十九年之交，再三之约，而不获与之分宅卜邻，同晨共夕；其终也，又不获视其含敛而抚其遗孤。吁，可悲矣！君讳略，字起田，淮安山阳人。家清江浦之南，卒时年五十七。娶方氏，子一，宽。将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地之先茔，而子婿耒以状及宽书来，是不可以无铭。铭曰：
少而孝，长而恭。好礼而敦，乐善而从，为义勇而与人忠。胡天不吊，而降此鞠凶！士绝弦，有罢舂。以斯铭，告无穷。
关中故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而士人独循循守先儒之说不敢倍。嘉靖中，高陵、三原为经生领袖，其后稍衰。而一二贤者犹能自持于新说横流之日，以余所闻李君，盖可谓笃信好学而不更其守者邪？
李氏之先，山西之洪洞人，元时迁美原，洪武初，县废，为富平人。数传至君之曾祖讳朝观者，为边商，以任侠著关中，与里豪争渠田，为皞龁以死。而君之祖讳希奎，走阙下上书诉，天子直其事，大猾以次就法，报父仇，名动天下，乃其家遂中落。至君之考讳效忠，中武举，稍复振。君始以文补邑诸生。君少而刚方，绩学不怠。当万历之末，士子好新说，以庄、列百家之言窜入经义，甚者合佛老与吾儒为一，自谓千载绝学。君乃独好传注，以程、朱为宗。既得事恭定冯先生，学益大进。君事亲孝，其于诸父昆弟恭而有让，待人以严而引之于道，治家冠婚丧祭一如礼法，以是年虽少，乡人重之如王彦方、黄叔度焉。崇祯七年四月壬午以疾卒，年二十七。君卒之三月，而关中大乱。君之考武举君以哭子继君以没。而寇至里中，妣杨氏与族人登楼，并焚死。李氏之门合良贱死者八十有一人。呜呼，惨矣！而孤子因笃方三岁，迪笃二岁，从其母田氏走之外家以免。其后因笃既长，乃折节读书，已为诸生，旋弃之。为诗文，有闻于时，而尤潜心于传注之书，以力追先贤。盖近年以来关中士子为《大全》《蒙引》之学者，自君父子倡之。君没越十有三年，十月癸酉，因笃始葬君于韩家村东南之新阡。因笃既与昆山顾炎武为友，且数年，而曰：“吾先人之墓石未立，将属之子。”炎武不敢辞，乃为之撰次，其详则因笃之状存焉，君讳映林，字晖天。其没也，乡人私谥曰贞孝先生。孙男三人：汉、渭、泗。铭曰：
李氏之先，以节侠闻。及至于君，乃续斯文。刊落百氏，以入圣门。好义力行，乡邦所尊。何不永年，遭室之焚。有封若堂，于韩之原。惟德绳绳，在其后昆。
伏念臣草野微生，干戈馀息。行年五十，慨驹隙之难留；涉路三千，望龙髯而愈远。兹当忌日，祗拜山陵。履雨露之方濡，实深哀痛；眷松楸之勿剪，犹藉神灵。敢陈于沼之毛，庶格在天之驭。臣某谨言。
自违陵下，即度太行，远历关河，再更寒暑。兹以孟秋之望，重修拜奠之仪。身先旅雁，过绝塞而南飞；迹似流萍，随百川而东下。感河山之如故，悲灌莽之方深！庶表忱思，伏祈昭鉴！
臣炎武，臣因笃，江左竖儒，关中下士。相逢燕市，悲一剑之犹存；旅拜桥山，痛遗弓之不见。时当春暮，敬撷村蔬，聊摅草莽之心，式荐园陵之事。告四方之水旱，及此弥年；乘千载之风云，未知何日？伏惟昭格，俯鉴丹诚！
自违陵下，今又八年。落关河，差池烽火，想遗弓而在望，怀短策以靡前。每届春秋，独泣苍梧之野；多更甲子，仍怜绛县之人。朔气初收，光风渐转，敬羞蕰藻，重展松楸。虽鼎俎之久虚，幸罘罳之未坏。黄图如故，乍惊失鹿之辰；白首无归，终冀攀龙之日。仰凭明命，得遂深祈。
盖闻宣气为山，众阜必宗乎乔岳；明征在圣，群言实总于真儒。自夫化缺三雍，风乖四始，两汉而下，虽多保残守缺之人；六经所传，未有继往开来之哲。惟绝学首明于伊雒，而微言大阐于考亭，不徒羽翼圣功，亦乃发挥王道，启百世之先觉，集诸儒之大成。然而代运当屯，蓍占得遁。官方峻直，难久立于朝端；祠禄优游，每自安于林下。眷此云台之侧，实为寄禄之邦。子静书中，羡希夷之旧隐；《启蒙》序末，题真逸之新名。虽风声远隔于殊方，而道德实同乎一统。家传户诵，久已无间寰区；春祀秋尝，独此未瞻庙貌。于是邑之荐绅耆旧，以及学士青衿，无不博考遗编，深嗟阙典，睇琳宫之绚烂，悲木铎之幽沉。爰有廷揆张君、山史王君搜采于前，子德李君、适之宋君宣扬于后；而会炎武跋涉关河，留连原珝，发遐情于五岳，寻坠绪于千年。即云台旧院之西，度香火专祠之地，重邀茂宰华阴令迟维城，赞此良图。萃人力以作新，捐缗钱而倡导，卜神涓吉，庀材效工。右带流泉，来惠风之习习；前凭岳麓，状盛德之峨峨。将使俎豆增崇，章逢无绝，敬泚衰芜之笔，式陈邪许之辞。
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变之势，而犹讳其变之实，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今日之军制，可谓高皇帝之军制乎？其名然，其实变矣。而上下相与守之至于极，而因循不改，是岂创制之意哉？
高皇帝云：“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自今言之，费乎不费乎？百万之兵安在乎？而犹以为祖制则然，此所谓相蒙之说也。尝考古《春秋》《周礼》寓兵于农之说，未尝不喟然太息，以为判兵与农而二之者，三代以下之通弊；判军与兵而又二之者，则自国朝始。夫一民也，而分之以为农，又分之以为兵，是一农而一兵也，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为军，又分之以为兵，是一农而二兵也，愈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为卫兵，又分之以为民兵，又分之以为募兵，是一农而三兵也，又益弗堪。不亟变，势不至尽驱民为兵不止；尽驱民为兵，而国事将不忍言矣。二祖之制：京师设都督府五，卫七十二；畿甸设卫五十；各省设都指挥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卫百九十一，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二百十有一；边徼设宣慰安抚长官司九十五，番夷都司卫所百有七。以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给军田，立屯堡，且耕且守。人受田五十亩，赋粮二十四石，半赡其人，半给官俸，及城操之军有儆，朝发夕至。若是，天下何病乎有兵，而又乌乎复立兵？久安弛备，政圮伍虚。正统末，始令郡县选民壮。弘治中，制里佥二名若四五名，有调发，官给行粮。正德中，计丁粮编机兵银，人岁食至七两有奇，悉赋之民。此谓之机快民壮。而兵一增，制一变。又久备益弛，盗发雍豫，蔓延数省。民兵不足用，募新兵倍其糈，以为长征之军，而兵再增，制再变。屯卫者曰：我乌知兵？转漕耳，守御非吾任也。故有机壮而屯卫为无用之人。民壮曰：我乌知兵？给役耳，调发非吾任也。故有新募而民壮为无用之人。臣尝合天下卫所计之，兵不下二百万。国家有兵二百万，可以无敌，而曾不得一人之用；二百万人之田，不可谓不赡，而曾不得一升一合之用。故曰：高皇帝之法亡矣。然则将尽卫所之军而兵之，官而将之乎？曰不能。抑将尽卫所之军而废之，田而夺之乎？曰不能。
请于不变之中，而寓变之之制，因已变之势，而复创造之规。举尺籍而问之，无缺伍乎？缺者若干人？收其田，以新兵补之。大集伍而阅之，皆胜兵乎？不胜者免，收其田，以新兵补之。五年一阅，汏其羸，登其锐，而不必世其人。若然，则不费公帑一文，而每卫可得若干人之用，推之天下，二百万之兵可尽复也。矧今日驻跸南中挽漕之卒，岁省数倍，以为兵则强，以为农则富，而不及时之宜一为变通，俾此百十万人袭兵之名，糜兵之食，而不能张弮注矢，为国家毫毛之用，是国家长弃此百十万人，并此百十万人之田，而终世不复也。则物力乌得不诎？军政乌得不窳？又何以兆谋敌忾，成克复之勋哉？
昔之都于南者，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凡八代。
当吴之世，三方鼎峙，西以巴邱，北以皖城、濡须为境。迨其亡也，则以长江之险，先为晋有。永嘉南渡，荆、豫、青、兖及徐之半入于刘石，梁、益入于李雄，以合淝、淮阴、寿阳、泗口、角城为重镇。至苻、姚、慕容之乱，始得青、兖、梁、益，而宋因之。及元嘉北伐，碻磝丧师，佛狸之马，屯于瓜步，于是乎守江矣。拓跋奄有中原，齐梁嗣主江左，淮南北并为战场。太清内祸，承圣寻兵，齐略淮南，魏收蜀汉，而江陵沦陷。陈氏轶兴，西不得蜀汉，北失淮淝，以长江为境，于是乎守江矣。幅员日狭，国祚弥短，采石京口同时并济，卒并于隋。南唐既失淮南，亦以江为境，国遂不支。宋都临安，与金人盟，中淮流为界，西拒大散关，端平灭金蔡州，挑兵蒙古。宝祐失蜀，咸淳失襄樊，元兵南下，幼主衔璧，岂非大势然耶？
尝历考八代兴亡之故，中天下而论之，窃以为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领。而两淮山东，其背也。蜀据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孙吴之于汉，东晋之于李雄是也。蜀合于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资上流之势，以为我敌则危。王濬自巴丘东下，刘整谋取蜀以规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辑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凤、泾、陇之间，以撼天下不难。故战先蜀。赵鼎言：经营中原自关中始，经营关中自蜀始，幸蜀自荆襄始。陈亮言：荆襄据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关洛，楚人用之虎视齐晋，与秦争帝。东晋以来，设重镇以扼中原。孟珙言：襄樊，国之根本，百战复之，当加经理，盖宋人之论如此。及元取宋，果自襄阳樊城以度鄂，故以天下之力围二城者五年，及其渡江，不二年而取临安矣。故无蜀犹可以国，东晋是也；无荆襄不可以国，楚去陈徙寿春是也。无淮南北，而以江为守则亡，陈之祯明、南唐之保大是也。故厚荆襄急。古之善守者，所凭在险，而必使力有馀于险之外，守淮者不于淮，于徐泗；守江者不于江，于两淮。此则我之战守有馀地，而国势可振。故阻两淮急。
或曰，高皇帝尝以南取北矣，而何廑廑守之谓？愚曰固也。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后可以制人。英雄无用武之地，则事不集。且人知高皇帝之都金陵，而不知高皇帝之所以取天下，当江东未定，先以大兵克襄汉，平淮安，降徐宿，而后北略中原，此用兵先得地势也。且楚之霸也在邲；汉高之起自沛入秦，自南阳析郦；光武起自南阳；宋武灭南燕，自淮入泗，灭秦自汴入河，此皆古来以南伐北之明证，有地利而后动者也。如愚之策，联天下之半以为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则虽有苻秦百万之师，完颜三十二军之众，不能窥我地；而蓄威固锐，以伺敌人之暇，则功可成也。此战守兼得之谋，而用兵之上术也。
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国亦然。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乌氏、桥姚以畜牧而比封君，此以家富也。弃颖栗而邰封，非子蕃息而秦胙，此以国富也。事有策之甚迂，为之甚难，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国，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尝读宋魏了翁疏，以为：“古人守边备塞，可以纾民力而老敌情，唯务农积谷为要道。”又言：“有屯田，有垦田。大兵之后，田多荒莱，诸路闲田当广行招诱，令人开垦，因可复业，则耕获之实效，往往多于屯田。盖并边之地，久荒不耕则谷贵，贵则民散，散则兵弱；必地辟耕广则谷贱，贱则人聚，聚则兵强。请无事屯田之虚名，而先计垦田之实利。募土豪之忠义者，官为给助，随便开垦，略计所耕可数千顷，明年此时便收地利，可食贱粟。况耕田之，又皆可用之兵，万一有警，家自为守，人自为战，比于仓卒遣戍，亦万不侔。无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实；无养兵之费，而又可潜制骄悍之兵；不惟可以制虏，而又以防他盗之出入。不数年间，边备隐然，以战则胜，以守则固。”愚以为此正今日之急务。夫承平之世，田各有主，今之中土，弥漫蒿莱，诚田主也疾力耕，不者籍而予新，不可使吾国有旷土，若是人必服，一易；屡丰之日，视粟为轻。今干戈相承，连年大饥，人多艰食，必劝于耕，二易；古之边屯多于沙碛，今则大河以南厥士涂泥。水田扬州，陆田颍寿，修羊杜之遗迹，复上元之旧屯，三易；久荒之后，地力未泄，粟必倍收，四易。然而有三难：大农告绌，出数十万金钱求利于四三年之后，一难；朝不能久任，人不甘独劳，蕲以数年之力专任一人，二难；天有旱涝，岁有丰凶，若何承矩之初年种稻，霜早不成，几于阻格，三难。愚请捐数十万金钱，予劝农之官，毋问其出入，而三年之后，以边粟之盈虚贵贱为殿最。此一人者，欲边粟之盈，必疾耕，必通商，必还定。安集边粟而盈，则物力丰，兵丁足，城圉坚，天子收不言利之利，而天下之大富积此矣。
莫善于国朝之钱法，莫不善于国朝之行钱。
考之史：景王铸大钱，周钱盖一变。汉承秦半两，已为荚钱，为四铢，为三铢，为五铢，为赤仄，为三官。逮于灵、献，为四出，为小钱。汉钱凡九变，唐铸开通，已更铸大钱，则有乾封、乾元，重棱，唐钱凡四变。宋仿开通旧式，西事起铸大钱，崇宁铸当十，嘉定铸当五，又杂用铁钱、交子、会子，而法弥弊。宋钱亦三四变。每钱之变，货物腾跃，轻重无常，而民苦之。国朝自洪武至正德十帝而仅四铸，以后帝一铸，至万历而制益精，钱式每百重十有三两，轮郭周正，字文明洁，盖仿古不爱铜惜工之意。而又三百年来无改变之令，市价有恒，钱文不乱，民称便焉。此钱法之善也。然至于今，物日重，钱日轻，盗铸云起，而上所操以衡万物之权，至于不得用，何哉？盖古之行钱者，不独布之于下，而亦收之于上。汉律：人出算百二十钱，是口赋之入以钱。《管子·盐策》：“万阵之国，为钱三千万。”是盐铁之入以钱。商贾缗钱四千而一算，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是关市之入以钱。令民占卖酒，租升四钱，是榷酤之入以钱。隆虑公主以钱千万为子赎死，是罚锾之入以钱。晋氏南渡，凡田宅奴婢马牛之券，每直一万税四百，是契税之入以钱。张方平言屋庐正税茶盐酒醋之课率钱，募役青苗入息之法，以敛天下之钱而上之，赉予禄给，虑无不用。钱自上下，自下上，流而不穷者，钱之为道也。今之钱则下而不上，伪钱之所以日售，而制钱日壅，未必不由此也。请略仿前代之制，凡州县之存留支放，一切以钱代之。使天下非制钱不敢入于官而钱重。钱重，而上之权重。贾山有言：“钱者，无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故计本程息之利小，权归于上之利大。今市肆之钱恶，而制钱亦与俱恶，以故市肆之钱贱，而制钱亦与俱贱。是上无权，以下为权也。上亦何利之有？此无他，上不收钱，钱不重也。愚故曰：莫不善于今之行钱，是贾生所谓“退七福而行博祸”者也。
人之大伦曰君臣，曰父子。臣事君，犹子事父也，苟为父报仇，则必甘心焉而后已。甘心焉而后已者，于凡人可也，于君则有不得以行之者矣。
太史公言子胥鞭楚平王之尸，《春秋传》不载，而予因以疑之。疑春秋以前无发冢戮尸之事，而子胥亦不得以行之平王也。郑人为君讨贼，不过斫子家之棺而已。齐懿公掘邴歜之父而刖之，卫出公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传》皆书之以著其虐，是春秋以前无发冢戮尸之事也。平王固员之父仇，而亦员之君也。且淫刑之罪，孰与篡弑？一人之仇，孰与普天？报怨之师，孰与讨贼？唐庄宗尚不加于朱温，而子胥以加之平王，吾又以知其无是事也。考古人之事必于书之近古者。《穀梁传》云：“吴入楚，挞平王之墓。”贾谊《新书》亦云：“《吕氏春秋》云：鞭荆平之墓三百。”《越绝书》云：“子胥操捶笞平王之墓。”《淮南子》云：“阖闾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而《季布传》亦言：“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墓也。”盖止于鞭墓，而传者甚之以为鞭尸，使后代之人，蔑弃人伦，仇对枯骨。赵襄子漆智伯之头，王莽发定陶恭王母丁姬之冢，慕容隽投石虎尸于汉水，姚苌倮挞苻坚，荐之以棘，王颁发陈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杨琏真珈取宋诸帝之骸，与牛马同瘗，或快意于所仇，或肆威于亡国，未必非斯言取之也。然则鞭墓可乎？亦曰：员之所以为员而已矣。
与治之先自吴郡。洪武中，以赀徙都下，遂为金陵人。从曾祖华玉先生，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文章闻于代。至与治亦号能诗。
当崇祯之世，天下多故，陪京独完，得以馀日赋诗饮酒，极意江山，流连卉木，骋笔墨之长，写风骚之致。晚值丧乱，独身无子，迫于赋役，困踬以终。今读其诗郁纡凄恻，有郊岛之遗音焉。余兄事与治，曩北行时，谓与治曰：“兄平生作诗多散轶，今老矣，可无传乎？”与治曰：“有一编在故人沈子迁所，其他稿杂旧笥中，病未理也。”余行三岁乃归，次扬州，而与治卒。宣城施尚白欲集其诗刻之，未果。明年冬，余过六合，子迁出其一编并所搜辑者共二百六十首，余为删其大半，授子迁刻之。
呜呼！士之生而失计，不能取舍，至有负郭数顷，不免饥寒以死，而犹幸有故人录其遗诗，以垂名异日，君子之所以贵乎取友也如是。与治名梦游，前贡士。其书法尤为时所重云。
与方子定交自单阏之岁，今且六年。余客锺山而方子亦侨居云间，不数数见。顷冬春之际，余以仇家之讼至云间，逆旅中困不自聊，而方子时时相过慰藉，与余周旋两月，因出其诗草示余。读之，如听河上之歌，令人感慨欷歔而不能止也。方子生于楚，长于吴，以绝群之姿，遭离困厄，发而为言，磊块历落，自其所宜。余独喜方子之诗在楚无楚人剽悍之气，在吴无吴人浮靡之风；不独诗也，其人亦然。
夫方子以妙年轶才，当天下有事之日，明习掌故，往往为设方略，可见之行，岂独区区称能言之士哉！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若方子者，吾望其能从政继先公为名臣矣。
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馀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乱后多有散佚，亦或增补，而其书本不曾先定义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藳存之箧中，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云尔。
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馀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年来糊口四方，未遑删订，以成一家之书。叹精力之已衰，惧韦编之莫就，庶后之人有同志者为续而传之，俾区区二十馀年之苦心不终泯没尔。
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故取慈谿《黄氏日钞》所摘谢氏、张氏、陆氏之言，以别其源流，而衷诸朱子之说。夫学程子而涉于禅者，上蔡也，横浦则以禅而入于儒，象山则自立一说，以排千五百年之学者，而其所谓“收拾精神，扫去阶级”，亦无非禅之宗旨矣。后之说者递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术愈深，其言愈巧，无复象山崖异之迹，而示人以易信。苟读此编，则知其说固源于宋之三家也。
呜呼！在宋之时，一阴之《后》也，其在于今，五阴之《剥》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达夫圣人下学之旨，则此一编者，其硕果之犹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得不有望于后之人也夫！
余为《唐韵正》，已成书矣。念考古之功，实始于宋吴才老，而其所著《韵补》，仅散见于后人之所引而未得其全。顷过东莱任君唐臣，有此书，因从假读之月馀。其中合者半，否者半，一一取而注之，名曰《韵补正》，以附《古音表》之后。如才老可谓信而好古者矣。后之人如陈季立、方子谦之书，不过袭其所引用，别为次第而已。今世甚行子谦之书，而不知其出于才老，可叹也。然才老多学而识矣，未能一以贯之，故一字而数叶，若是之纷纷也。夫以余之谫陋，而独学无朋，使得如才老者与之讲习，以明六经之音，复三代之旧，亦岂其难，而求之天下，卒未见其人，而余亦已老矣，又焉得不于才老之书而重为之三叹也夫！
国家当危乱之日，未尝无能任事之人，而尝患于不用；用矣，患不专；用之专且效矣，患于轻徙其官，使之有才不得遂其用，以至于败，而国随之。若总督兵部尚书孙公之事，可悲矣！
方崇祯朝，流贼为秦患且五六年，天子一旦用公巡抚陕西，于是兵且日增而饷绌。公以为国家之所以足军食者，屯田也。承平既久，而额设之田乃为权豪有力者所据，以至隐占侵没，弊孔百出而军食亏；军食亏，而国家且不得一军之用，是国家之患不在贼，而在隐占侵没之人也。于是下令清屯，健丁一授田百亩，免其租，课其馀地，分为三等，征粮济饷。先行之于西安三卫，而军果大哗，斩李进成等七人而后定。持之不变，期月之间，所清厘而归之天子者，计兵得九千馀，饷银一十四万。天子为降诏褒赏进秩，而关中之贼或斩、或擒、或抚。三年，关中几无贼矣。而东边告急。天子用武陵杨公之言，召公入援。遂用之督师蓟州，又移之保定，而公请陛见，不许，因以病辞，且得罪，下狱。及贼陷襄雒，复出公总督军务，公至关中而事已不可为矣。使当日用他将统勤王之师，而自陕以西悉委之公，十年而奏其效，则他边方虽溃败，而公必能为国家保有关中，以待天子；且使贼不得关中，必不敢长驱而向阙也。一诏移公，而国之存亡乃判于此。予读公《清屯疏》及文移而深有感焉。公之子世瑞、世宁，请为公立传，而功状缺佚，不得其详。故特举其大者书之于此，以见公以一身而系天下之重。然则天下未尝无人，而患于不用；又患于用之而徙。用徙之间无几何时，而大事已去，此忠臣义士所以追论而流涕者。呜呼！先帝末年之事，可胜叹哉！
苕文汪子刻集，有《与人论师道书》，谓：“当世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子宁人，李子天生。其内行淳备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环极，梁子曰缉。”
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而同学之士，有苕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遗也，辄就所见评之。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
夙仰鸿名，未获奉教，良深倾仰。
兹有白者：阊门外义学一所，中奉先师孔子，旁以寒宗始祖黄门公配食。黄门，吴人，而此地为其读书处，是以历代相承，未之有改。尝为利济寺僧所夺，寒宗子姓讼而复之，史郡伯祁抚台记文昭然可据，非若乡贤祠之列置前献，可以递增也。近日瞻拜间，忽添一卢尚书牌位。不胜疑讶，问之典守，则云：有令侄欲为奉祀生员，而借托于此者。夫尚书为君家始祖，名德著闻，与我祖黄门岂有优劣？然考尚书当日固尝从祀学宫，而嘉靖九年奉旨移祀其乡矣。尚书之乡为涿郡涿县，则今之涿州也；尚书之官为九江庐江二郡太守，则今之庐州寿州也。《汉史》本传尚书当日足迹从未至吴，既非吴人，又非吴官，为子孙者欲立家祠，自当别创一室，特奉一主，而逼处异姓之卑宫，援附无名之血食，于义何居？夫吴中顾陆，河北崔卢，并是名门，各从本望。天下之忠臣贤士多矣，国家之制，止于名宦乡贤，是以《苏州府志》载本郡氏族一卷，有顾无卢；载本郡祠庙一卷，有顾野王而无卢某。府志出自君家教谕所修，乃犹不敢私为出入，岂非前哲之公心，史家之成法，固章章若此乎？夫国乘不书，碑文不纪，宪册不载，邦人不知，既非所以章先德而崇大典，又况几筵不设，炉供不具，而以尺许之木主，侧置先师之坐隅，于情为不安，于理为不顺。寒宗子姓啧有繁言，不佞谓范阳大族，岂无知礼达孝之士，用敢直陈于左右，伏祈主持改正，使两先贤各致其尊崇，而后裔得免于争讼，所全实多矣。临楮翘切！
《大学》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来教单提心字而未竟其说，未敢漫为许可，以堕于上蔡、横浦、象山三家之学。
窃以为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一切诗、赋、铭、颂、赞、诔、序、记之文，皆谓之巧言而不以措笔。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仆之所以为学者如此，以质诸大方之家，未免以为浅近而不足观。虽然，亦可以弗畔矣夫。杨子有云：“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少闻则无约也，少见则无卓也。”此其语有所自来，不可以其出于子云而废之也。世之君子苦博学明善之难，而乐夫一超顿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无人而不论学矣，能弗畔于道者谁乎？相去千里，不得一面，敢率其胸怀，以报嘉讯，幸更有以教之。
羁旅之人，疾病颠连，而托迹于所知，虽主人相爱，时有蔬莱之供，而饔飧一切自给，在我无怍，于彼为厚，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张兄之请，则事体迥然不同。必如执事所云：有实心向学之机，多则数人，少则三四人，立为课程，两日三日一会，质疑问难，冀得造就成材，以续斯文之统，即不能尽依白鹿之规，而其遗意须存一二，恐其未必办此，则徒𫗦啜也，岂君子之所为哉！一身去就，系四方观瞻，不可不慎！广文孙君与弟有旧，同张兄来此，剧论半日，当亦知弟为硁硁踽踽之人矣。
董子曰：“君子甚爱气而谨游于房。是故新壮者十日而一游于房，中年者倍新壮，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当新壮之日，而上与天地同节矣。”
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继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诊脉，云尚可得子，劝令置妾，遂于静乐买之。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侄议定，即出而嫁之。尝与张稷若言：青主之为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岂有劝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为君子者乎？”愚无以应也。又少时与杨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亡后，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买妾二人，三五年间目遂不能见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夭亡，究同于伯道。此在无子之人犹当以为戒，而况有子有孙，又有曾孙者乎？有曾孙而复买妾，以理言之，则当谓之不祥；以事言之，则朱子斗诗有所谓《好人叹》者，即西安府人，殷鉴不远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于弟，有目疾同于子常，有曾孙同于西安之“好人”，故举此为规，未知其有当否？
幼时侍先祖，自十三四岁读完《资治通鉴》后，即示之以邸报，泰昌以来颇窥崖略。然忧患之馀，重以老耄，不谈此事已三十年，都不记忆。而所藏史录奏状一二千本，悉为亡友借观，中郎被收，琴书俱尽。
承吾甥来札惓惓勉以一代文献，衰朽讵足副此！既叨下问，观书柱史，无妨往还，正未知绛人甲子，郯子云师，可备赵孟、叔孙之对否耳。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忆昔庚辰、辛巳之间，国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硕彦，品节矫然。下多折槛之陈，上有转圜之听。思贾谊之言，每闻于谕旨；烹弘羊之论，屡见于封章。遗风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吊，大命忽焉，山岳崩颓，江河日下，三风不儆，六逆弥臻。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倍蓰而无算矣。身当史局，因事纳规，造膝之谟，沃心之告，有急于编摩者，固不待汗简奏功，然后为千秋金镜之献也。关辅荒凉，非复十年以前风景，而鸡肋蚕丛，尚烦戎略，飞刍挽粟，岂顾民生！至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八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铤，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并村而张旗抗令，此一方之隐忧，而庙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龄，客居斯土，饮瀣餐霞，足怡贞性，登岩俯涧，将卜幽栖。恐鹤唳之重惊，即鱼潜之非乐。是以忘其出位，贡此狂言，请赋《祈招》之诗，以代麦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托于鲁儒；维此哲人，庶兴哀于周《雅》。当事君子倘亦有闻而叹息者乎？东土饥荒，颇传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舆谣。涉青云以远游，驾四牡而靡骋，所望随时示以音问，不悉。
想年来素履康豫，盛德日新，而愚所深服先生者，在不刻文字，不与时名。至于朋友之中，观其后嗣，象贤食旧，颇复难之。郎君博探文籍而不赴科场，此又今日教子者所当取法也。人苟遍读五经，略通史鉴，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为声利所迷而不悟耳。
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自信其书之必传，而未敢以示人也。若《音学五书》，为一生之独得，亦足羽翼六经，非如近时拾沈之语，而亦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已刻之淮上矣。平生志行，知己所详，惟念昔岁孤生，漂摇风雨，今兹亲串，崛起云霄，思归尼父之辕，恐近伯鸾之灶。且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未见君子，犹吾大夫，道之难行，已可知矣。尔乃徘徊渭川，留连仙掌，将营一亩，以毕馀年，然而雾市云岩，人烟断绝，春畦秋圃，虎迹纵横。又不能不依城堡而架椽，向邻翁而乞火，视古人之栖山饮谷者，何其不侔哉！世既滔滔，天仍梦梦，未知此生尚得相见否？辄因便羽，附布区区。
一别廿载，每南望乡关，屈指松陵数君子，何尝不缅想林宗，长怀仲蔚，音仪虽阔，志向靡移。其如一雁难逢，双鱼莫寄，而故人良友存亡出处之间，又不禁其感涕矣！
遥审素履无恙，风节弥高，已成三辅之书，独表千秋之躅，晨星硕果，非君而谁？弟生罹多难，沦落异邦，长为率野之人，无复首丘之日。然而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今将卜居太华，以卒馀龄。百家之说，粗有窥于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于后代，此则区区自矢而不敢惰偷者也。《关中》诗五首、《寄次耕》诗一首呈览，可以征出处大概。昔年有纂录《南都时事》一本，可付既足持来。尊著《流寇编年》《殉国汇编》，闻已脱稿，所恨道远无从披读。敬伫德音，以慰悬企！
接手扎如见故人，追念痛酷，其何以堪！古人于患难之馀，而能奋然自立，以亢宗而传世者，正自不少，足下勉旃，毋怠！承谕负笈从游，古人之盛节，仆何敢当！然中心惓惓，思共晨夕，亦不能一日忘也。
而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此不足以累足下也。近则稍贷赀本，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应募垦荒。同事者二十馀人，辟草莱，披荆棘，而立室庐于彼。然其地苦寒特甚，仆则遨游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当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车、水碾、水磨之人，与夫能出资以耕者。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蓄牧之获，饶于耕耨，使我有泽中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列子“盗天”之说，谓取之造物而无争于人。若今日之江南，锥刀之末将尽争之，虽微如蠛蠓，亦岂得容身于其间乎！文渊子春并于边地立业，足下倘有此意，则彼中亦足以豪，但恐性不能寒，及家中有累耳。徐介白久不通书，为我以此字达之，知区区未死，宇内犹有一故人也。
异姓为后见于史者，魏陈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吴朱然本姓施，以姊子为朱后，惟此二人为贤，而贾谧之后充，则有莒人灭鄫之议矣。惟《晋书》有一事与君家相类，云吴朝周逸，博达古今，逸本左氏之子，为周氏所养。周氏自有子，时人有讥逸者，逸敷陈古事，卒不复本姓。学者咸谓为当。然亦未可引以为据，以经典别无可证也。
比在关中，略仿横渠蓝田之意，以礼为教。夫子尝言：“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而刘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然则君子之为学，将以修身，将以立命，舍礼其何由哉？
吾之先元叹丞相在吴先主朝，以严见惮，先主每言：“顾公在坐，使人不乐。”吾见近来讲学之师，专以聚徒立帜为心，而其教不肃，故欲反其所为。《卫诗》言武公之德曰：“瑟兮僴兮，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倘有如阮籍之徒，猖狂妄行，而嫉礼法为仇雠者，则亦任之而已。忆昔万历庚申，吾年八岁，今年元旦作一对曰：“六十年前二圣升遐之岁，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便中有字与吴门，可代为录此，与一二耆旧知心者观之，知此迂拙之叟犹在人间耳。一诗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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