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亭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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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古之帝王，其立五嶽之祭，不必皆於山之巔；其祭四瀆，不必皆於其水之源也。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恒山於上曲陽，皆於其山下之邑。然四嶽不疑而北嶽疑之者，恒山之綿亙幾三百里，而曲陽之邑於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請也。
河之入中國也自積石，而祠之臨晉；江出於岷山而祠之江都；濟出於王屋而祠之臨邑，先王制禮，因地之宜而弗變也。考之《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周禮》：「并州其山鎮曰恒。」《爾雅》：「恒山為北嶽。」注並指為上曲陽。三代以上雖無其跡，而《史記》云：「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北。」則其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為恒山下廟，漢末喪亂，山道不通，而祭之於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詔太常，非漢末也。《魏書》：「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恒嶽。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鄴。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嶽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車駕至於恒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征，徑恒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過恒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恒嶽。」夫魏都平城，在恒山之北，而必南祭於曲陽，遵古先之命祀而不變者，猶之周都豐鎬，漢都長安，而東祭於華山，仍謂之西嶽也。故吳寬以為帝王之都邑無常，而五嶽有定。歷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嶽。太史公所謂「秦稱帝都咸陽，而五嶽四瀆皆並在東方」者也。《隋書》：「大業四年，秋八月辛酉，帝親祠恒嶽。」《唐書》定州曲陽縣：「元和十五年，更恒嶽曰『鎮嶽』，有嶽祠。」又言：「張嘉貞為定州刺史，於恒嶽廟中立頌。」予嘗親至其廟，則嘉貞碑故在。又有唐鄭子春、韋虛心、李荃、劉端碑文凡四，範希朝、李克用題名各一，而碑陰及兩旁刻大曆、貞元、元和、長慶、寶曆、太和、開成、會昌、大中、天祐年號某月某日祭，初獻、亞獻、終獻某官姓名凡百數十行。宋初，廟為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嘗毀。至宋之醮文碑記尤多，不勝錄也。自唐以上徵於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於碑者如此，於是知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於山川，不登其巔也，望而祭之，故五嶽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覲諸侯，考正風俗，是亦必於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遠曠絕之區也明甚。且一歲之中，巡狩四嶽，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勢有所不能。故《爾雅》諸書並以霍山為南嶽，而漢人亦祭於灊；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灊之地也。《水經注》曰：「上曲陽故城，本嶽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衰，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為上矣。」而文升乃謂宋失雲中，始祭恒山於此，豈不謬哉！五鎮惟醫無閭最遠，自唐於柳城郡東置祠遙禮，而宋則附祭於北嶽之祠。然則宋人之遙祭者，北鎮也，非北嶽也。
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況與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嶽為禮部尚書，已不從文升議，而萬曆中，沈鯉駁大同撫臣胡來貢之請，又申言之，皆據經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而書所見以告後之人，無惑乎俗書之所傳焉。
〈（馬文升疏曰：「《虞書》：肇十有二州，蓋每州表山之高大者以為鎮，而恒山為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歷秦、漢、隋、唐俱於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據，宋承石晉割賂之後，以白溝為界，遂祭恒山於真定府曲陽縣，文之曰：地有飛來石。不經甚矣。然宋都汴，而真定為其北邊，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視真定為遠，因循未曾厘正。文皇帝遷都北平，真定反在都南，當時禮官不能建明，尚循舊陋，禮官罪也。夫《周禮》曰：恒山為并州鎮，在正北。《一統志》曰：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又渾源廟址猶存，故老傳說，的的不虛，乞行禮部再加詳考。如臣言是，行令山西並大同巡撫官員斟酌工費，於渾源州恒山廟舊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嶽。撰文勒石，昭示將來。」渾源之說始於此。自成化以前，初無此語。端肅似未曾見十七史者，道聽塗說，一至於此。渾源之廟並無古跡，不知作於何時。如泰山、華山之上亦各有宮，而大廟俱在其下，特曲陽相距稍遠，而今制又分直隸、山西二轄，人遂因此疑之。疏中所云「故老傳說」，正足見其不出於史書，而得諸野人之口。後人知其不通，乃更為之說云：舜北狩，大雪，止於曲陽。有石飛來，因而望祀。不知此誰見之而誰傳之？蓋又文升之蛇足也。）〉
革除之說何自而起乎？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皆即其年改元矣。
不急於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稱建文四年者，歷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詔文一款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改明年為永樂元年」。並未嘗有革除字樣，即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並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夫實錄之載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淺陋，不能上窺聖心，而嫌於載建文之號於成祖之錄，於是創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史。使後之讀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說自此起矣。夫建文無實錄，因成祖之事不容闕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革建文為洪武，則於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太祖實錄之例書己卯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於成祖之錄者，犁然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之號於元年之上，而但一見於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辟而不敢正書，此史臣之失，而其他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則皆臣下奉行之過也。且實錄中每書必稱建文君，成祖即位後與世子書，亦稱建文君，而後之人至目為革除君。夫建文不革於成祖，而革於傳聞，不革於詔書，而革於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不可以無辯。或曰，洪武有三十五年矣，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可乎？考之於古，後漢高祖之即位也，仍稱天福十二年，其前則出帝之開運三年。故天福有十二年，而無九、十、十一年，是則成祖之仍稱洪武，豈不暗合者哉！
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區、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於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為公子，公子之子為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諡、若邑、若官為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芊、息媯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薑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若氏，驪姬、梁嬴之於晉，顏懿姬、鬷聲姬之於齊是也；既卒也，稱姓，冠之以諡，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諡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薑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士會之帑處秦者為劉氏，夫概王奔楚為堂谿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為王孫氏，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為子服氏，為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為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崔武子欲娶棠薑。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昧，代遠，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為男別也；姓焉者，所以為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為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作原姓。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為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其說曰：改知縣為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為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為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為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遊徼、曰嗇夫之屬，備設之，毋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為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為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為縣宰，去則為流人，賞則為世官，罰則為斬絞，豈有不勉而為良吏者哉！
何謂稱職？曰：土地辟，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牸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為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辦，而為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監僕，甚者並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為親故撓者，以其遠也。使並處一城之內，則雖欲撓之而有不可者。自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專，蕞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旁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無監司不可為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翟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之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心不如其自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囷窌。為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為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為藩垣囷窌，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為天子也，為其私也。為其私，所以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騾不可勝用矣。以文冊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費率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為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夫采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為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策也。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為解京之類。其先必則壤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為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於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為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為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為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誌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為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為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為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仿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為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晰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自禹、湯之世，不能無凶年，而民至於無逃賣子。夫凶年而賣其妻子者，禹、湯之世所不能無也；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並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銀非從天降也，勣人則既停矣〈（《周禮》：地官司徒勣人。勣，古礦字）〉，海舶則既撤矣，中國之銀在民間者已日消日耗，而況山僻之邦，商賈之所絕跡，雖盡鞭撻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穀日賤而民日窮，民日窮而賦日詘。逋欠則年多一年，人丁則歲減一歲，率此而不變，將不知其所終矣。且銀何自始哉？古之為富者，菽粟而已。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為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為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為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爾。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且天地之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吳徐知誥從宋齊丘之言，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諸稅悉收穀帛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為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為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先王之制賦，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湯集之地，雖盡徵之以銀，而民不告病，至於遐陬僻壤，舟車不至之處，即以什之三徵之而猶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於病國，則曷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是恃酒而充饑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嗚呼！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為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徵銀之代乎？此所謂正賦十而餘賦三者與？此所謂國中飽而奸吏富者與？此國家之所峻防，而汙官滑胥之所世守，以為子孫之寶者與？此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啟盜之門，而庸懦在位之人所目睹而不救者與？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為額外之徵，不免幹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婪。於是藉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之輩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凡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於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為，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於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為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為銀八為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之長老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為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準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而重為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於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偽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單于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谘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嘗有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使以錢穀定稅。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白居易集》有《贈友》詩云：「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以重，農力日以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為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憔悴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曰：子以火耗為病於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為錢，後為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為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於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為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則不然，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而所以教之者，僅場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為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而嚚訟逋頑，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上之人以是益厭之，而其待之也日益輕，為之條約也日益苛。然以此益厭益輕益苛之生員，而下之人猶日夜奔走之如騖，竭其力而後止者何也？一得為此，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里胥；齒於衣冠，得於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故今之願為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計，而保身家之生員，殆有三十五萬人，此與設科之初意悖，而非國家之益也。人之情孰不為其身家者？故日夜求之，或至行關節，觸法抵罪而不止者，其勢然也。今之生員，以關節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屬，無不以錢鬻之。夫關節，朝廷之所必誅，而身家之情，先王所弗能禁，故以今日之法，雖堯，舜復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然則如之何？請一切罷之，而別為其制。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為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於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為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於今日也。然則一鄉之中，其粗能自立之家，必有十焉，一縣之中，必有百焉。皆不得生員以芘其家，而同於編氓，以受里胥之淩暴，官長之笞捶，豈王者保息斯人之意乎？則有秦漢賜爵之法，其初以賞軍功，而其後或以恩賜，或以勞賜，或普賜，或特賜，而高帝之詔有曰：「今吾於爵，非輕也。其令吏善遇高爵，稱吾意。」至惠帝之世，而民得買爵。夫使爵之重得與有司為禮，而復其戶勿事，則人將趨之。開彼則可以塞此，即入粟拜爵，其名尚公，非若鬻諸生以亂學校者之為害也。夫立功名與保身家，二塗也；收俊乂與恤平人，二術也。並行而不相悖也，一之則敝矣。夫人主與此不通今古之五十萬人共此天下，其芘身家而免笞捶者且三十五萬焉，而欲求公卿大夫之材於其中，以立國而治民，是緣木而求魚也。以守則必危，以戰則必敗矣。
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為緣，甚有身自為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哄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前者噪，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為大患，而一二識治體能言之士，又皆身出於生員，而不敢顯言其弊，故不能曠然一舉而除之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也。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復其戶，而無雜泛之差，於是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富者行關節以求為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之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為朋黨。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里，遠或萬里，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則有所謂主考官者，謂之座師；有所謂同考官者，謂之房師；同榜之士，謂之同年；同年之子，謂之年侄；座師、房師之子，謂之世兄；座師、房師之謂我，謂之門生；而門生之所取中者，謂之門孫；門孫之謂其師之師謂之太老師。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托遍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也。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為人生之所以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
問曰：廢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生儒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廩之學者為之限額，略仿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為諸生者，選其通雋，皆得就試於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為師，而無隸於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於郡守。此諸生之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於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於二人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補之。然則天下之為生員者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為之師者不煩於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橫行於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溫故知新，中年考較，以蘄至於成材，則當參酌乎古今之法，而茲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於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取士之方，不恃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於一塗，未有不弊者也。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為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為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皋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係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顒、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及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為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為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為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並二百六韻為一百七；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為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
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為《音論》三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為《詩本音》十卷；注《易》，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為《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為十部，為《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
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所過山川亭鄣，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稿而手書者三矣。然久客荒壤，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得張君召為之考《說文》，采《玉篇》，仿《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葉增、葉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而其工費則又取諸鬻產之直，而秋毫不借於人。其著書之難而成之之不易如此。然此書為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論》，何也？曰：審音學之原流也。《易》文不具，何也？曰：不皆音也。《唐韻正》之考音詳矣，而不附於經，何也？曰：文繁也。已正其音而猶遵元第，何也？曰：述也。《古音表》之別為書，何也？曰：自作也。蓋嘗四顧躊躇，幾欲分之，幾欲合之，久之然後臚而為五矣。嗚呼！許叔重《說文》始一終亥，而更之以韻，使古人條貫不可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割裂刪削，附注於九經之下，而其元本遂亡。成之難而毀之甚易，又今日之通患也。孟子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記》曰：「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若乃觀其會通，究其條理，而無輕變改其書，則在乎後之君子。李君因篤每與余言詩，有獨得者，今頗取之，而以答書附之於末。上章涒灘寎月之望，炎武又書。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為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為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傅氏遜本之為《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昔神廟之初，邊陲無事，大帥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圖籍。而福之士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將軍幕府，網羅天下書志略備，又身自行歷薊北諸邊營壘，又遣卒至塞外窮濡源，視舊大寧遺址，還報與書不合，則再遣覆按，必得實乃止，作《燕史》數百卷。蓋十年而成，則大將軍已不及見。又以其餘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文雖晦澀，而一方之故頗稱明悉。其後七十年而炎武得遊於斯，則當屠殺圈占之後，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與時移，不見文字禮儀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長暨士大夫來言曰：「府誌稿已具矣，願為成之。」嗟乎！無郭君之學，而又不逢其時，以三千里外之人，而論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於數月之內，而不問其書之可傳與否，是非僕所能。獨恨《燕史》之書不存，而重違主人之請，於是取二十一史、《通鑒》諸書，自燕、秦以來此邦之大事，迄元至正年而止，纂為六卷，命曰《營平二州史事》，以質諸其邦之士大夫。
世之人能讀全史者罕矣，宋宣和與金結盟，徒以不考營、平、灤三州之舊，至於爭地構兵，以此三州之故而亡其天下，豈非後代之龜鑒哉！異日有能修誌者，古事備矣，續今可也。或曰：及營，何也？曰：中國之棄營久矣。夫營，吾州也，其事與平相出入焉，焉得不紀！若夫合幽并營，以正古帝王之疆域，必有聖人作焉，余以此書俟之。
余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台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積為一帙，序之以貽後人。夫《祈招》之詩，誦於右尹，孔悝之鼎，傳之《戴記》，皆尼父所未收，六經之闕事，莫不增高五嶽，助廣百川，今此區區，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門舊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往懷毫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田父傖丁，鮮能識字，其或褊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高水深，為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豈無掛漏？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錄之也。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為儒。自先高祖為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鑒》、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書六七千卷。嘉靖間，家道中落，而其書尚無恙。先曾祖繼起為行人，使嶺表，而倭闌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孑遺焉。洎萬曆初，而先曾祖歷官至兵部侍郎，中間蒞方鎮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及晚年而所得之書過於其舊，然絕無國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書，求有其字而已，牙簽錦軸之工，非所好也。」其書後析而為四。炎武嗣祖太學公，為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讀書，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復有五六千卷。自罹變故，轉徙無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於意外。二十年來贏幐擔囊以遊四方，又多別有所得，合諸先世所傳，尚不下二三千卷。其書以選擇之善，較之舊日雖少其半，猶為過之，而漢、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鈔寫之本別貯二麓，稱為多且博矣。自少為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為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為詩文，本生祖讚善公文集至數百篇，而未有著書以傳於世者。
昔時嘗以問諸先祖。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先祖書法蓋逼唐人，性豪邁不群，然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他學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歲，即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鑒》，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為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鑒》，必不如《通鑒》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炎武之遊四方十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或手鈔，或募人鈔之，子不云乎：「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從孫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愚嘗有所議於左氏，及讀《權衡》，則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見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猶在耳，乃泫然書之，以貽諸同學李天生。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蓋自為人而進乎為己者也。
西安府儒學先師廟之後，為亭者五。環之以廊，而列古今碑版於中，俗謂之碑洞。自嘉靖末地震，而記誌有名之碑多毀裂不存，其見在者，猶足以甲天下。余遊覽之下，因得考而序之。昔之觀文字，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書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跡，疊而束之，以飼蠹鼠者。使郡邑有司煩於應命，而工墨之費計無所出，不得不取諸民，其為害已不細矣。或碑在國門之外，去邑數十武，而隸卒一出，村之蔬米，舍之雞豚，不足以供其飽，而父老子弟相率蹙額，以有碑為苦；又或在深山窮穀，而政令之無時，暑雨寒冰，奔馳僵仆，則工人隸卒亦無不以有碑為苦者，而民又不待言。於是乘時之隙，掊而毀之以除其禍。
余行天下，所聞所見如此者多矣，無若醴泉之最著者。縣凡再徙，而唐之昭陵去今縣五十里。當時陪葬諸王公主功臣之盛，墓碑之多，見於崇禎十一年之志，其存者猶二十餘通，而余親至其所，止見衛景武公一碑，已劃其姓名。土人云，他碑皆不存，存者皆磨去其字矣。夫石何與於民，而民亦何仇於石？所以然者，豈非今之浮慕古文之君子階之禍哉！若夫碑洞之立，凡遠郊之石，並舁而致之其中，既便於觀者之留連，而工人湯集其下，日得數十錢以給衣食，是則害不勝利。今日之事，苟害不勝利，即君子有取焉，予故詳列之以告真能好古者。若郊外及下邑之碑，予既不能遍尋，而恐錄之以貽害，故弗具。且告後之有司：欲全境內之碑者，莫若徙諸邑中；而有識之君子，慎無以好古之虛名，至於病民而殘石也！
《記》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為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其與弟子答問之言，雖節目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動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為治，孔子之所以為教，舍禮其何以焉。劉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為之注，魏、晉已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
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為經害者一也。南渡已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為宗。學者便其簡易，群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為一切鄙為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為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皋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遍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為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本之尚存於關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篤誌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辛有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為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有天下者之責也。
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古之人學焉而有所得，未嘗不求同志之人，而況當滄海橫流，風雨如晦之日乎？於此之時，其隨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豈無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於中道，而失身於暮年，於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難。而或一方不可得，則求之數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則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於吾者，從而追慕之，思為之傳其姓氏而筆之書。嗚呼！其心良亦苦矣。
吳江朱君明德，與僕同郡人，相去不過百餘里而未嘗一面。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而僕又過之五齡，一在寒江荒草之濱，一在絕障重關之外，而皆患乎無朋。朱君乃采輯舊聞，得程克勤所為《宋遺民錄》而廣之，至四百餘人。以書來問序於余，殆所謂一方不得其人，而求之數千里之外者也。其於宋之遺民，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留於一二名人之集者，盡舉而筆之書，所謂今人不可得，而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者也。余既鮮聞，且耄矣，不能為之訂正，然而竊有疑焉：自生民以來，所尊莫如孔子，而《論語》《禮記》皆出於孔氏之傳，然而互鄉之童子，不保其往也；伯高之赴，所知而已；孟懿子、葉公之徒，問答而已；食於少施氏而飽，取其一節而已。今諸係姓氏於一二名人之集者，豈無一日之交而不終其節者乎？或邂逅相遇而道不同者乎？固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然而朱君猶且眷眷於諸人，而並號之為遺民，夫亦以求友之難而托思於此歟？莊生有言：「子不聞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余嘗遊覽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問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換骨，學為不似之人。而朱君乃為此書，以存人類於天下。若朱君者，將不得為遺民矣乎？因書以答之。吾老矣，將以訓後之人，冀人道之猶未絕也。
國家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人材也。人材之出於天下者，固將愛之重之；夫苟人材之出於其宗，則尤愛之而尤重之。以文王之明德作人，而其用之也，常先同姓而後庶姓；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成王顧命，而六卿之長，五為同姓。周公、祭公、毛伯、凡伯之屬，每見於《春秋》，而與周相終始。漢唐而下，以同宗而為丞相，管中書者不可勝數。然則自古以來，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也。庸疏而舍戚，內羈而外親，既不得筮仕為吏，而復限之於國城之中，若無罪而拘之者。故其不肖者怙侈放辟，以為民害，而其賢者亦僅僅守己潔行，學為詞賦，以自附於文苑之徒。於是舉天子之宗，無一人焉任國家之事，以生草澤之心，而召蠻裔之侮，寧以其四海之大，宗祧之重，畀之非族者而不恤。嗚呼！此亦後世有天下者之大監也已。
余聞萬曆以來，宗室中之文人莫盛於秦，秦之宗有七子，而子斗最少。及崇禎之末，六子皆先逝，而子斗獨年至八十，後先帝十一年乃卒，故其為詩多離亂之作，有閔周哀郢之意而不敢深言。余又聞其人孝弟忠信，而又明於當世之故，蓋宗之賢者也。子斗名誼㳆，永興王府奉國中尉。當天啟時，開科舉之途，而子斗久以詩文為關中士人領袖，其次子存柘彥衡乃得為諸生，中副榜。賊陷西安，存柘義不屈，投井死。長子存杠伯常，扶其父逃之村墅得免。子斗沒後八年而余至關中，訪七子之後，其六子皆衰落不振，而伯常年已六十有二。獨其家遺書尚存，而為人亦溫恭葸慎，以求全於世，惟恐人目之為故王孫者，反不若庶姓之人，猶得盱衡扼腕，言天下之事於朋友之前而無所忌。雖時勢則然，亦繇國家向日裁抑太過，無有強宗大豪如南陽諸劉，得以撓新莽之威而保先人之祚者也。余悲夫以子斗之賢，使其立朝，必能為天子正紀綱，補闕失；其在封疆，必能秉一節，遏寇虣；乃終老不用，歷變故以卒，而僅以其詩著。故序而傳之。七子者：惟㸌伯明、惟焢叔融、懷𡋧士簡、懷𡈾長生、懷䨈季鳳、誼瀄伯聞與子斗為七，皆號能詩。而又有誼眔明遠、存稺舂夫二中尉者，賊至時同不屈死。明遠中崇禎九年舉人，此皆秦宗之有學行者。子斗詩中往往及之，故並舉而列之於篇。嗚呼！孰謂宗室無人材也哉！
嘗讀《商頌》之《那》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而夫子之稱《詩》亦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是以古人之立言也，必稱諸祖考而本諸先正先民；在朝則稱於朝，高宗之言「先正保衡」是也；與人交則稱於友，叔孫豹之言「先大夫臧文仲」是也。降及末世，人心之不同既已大拂於古，而反諱其行事，《召旻》之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而周公之戒後王也，亦曰：「乃逸乃諺，既誕，則曰：昔之人無聞知。」余自少時侍於先王父，其終日言而無擇者，大率皆祖考之世德，鄉先生之行事；既得見於先王父之友，則其言亦然；既又得見於異邦之名公耆碩，則其言亦復然。距今三十餘年，而邈焉不可作矣。貪欲以為能，捷徑以為巧，苟同以為賢，而罔念夫昔之人者，天下皆是也。
余至德州，工部正夫程君出其所作，於其州之自國初以來士大夫二十一人合為一章，而序之曰《先賢詩》。於其高祖以下四公各為一章，而序之曰《程氏先賢詩》。是諸君子者，行誼不同而無不明於出處取與之分，有古賢人之遺焉。工部之為是作也，其亦所謂「景行行止」者乎？昔趙文子觀乎九原而願隨武子之為人，孟僖子述正考父之鼎銘，以卜其後之將有達者。故子孫不忘其祖父，孝也；後人不忘其先民，忠也；忠且孝，所以善俗而率民也。是鄉大夫之職也。然則工部之為此也，殆古人之義而亦其先大夫之遺訓也夫！
予讀《唐書》韋雲起之疏曰：「山東人自作門戶，更相談薦，附下罔上。」袁術之答張沛曰：「山東人但求祿利，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竊怪其當日之風，即已異於漢時；而歷數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東萊，皆漢以來大儒所生之地，今且千有餘年，而無一學者見稱於時，何古今之殊絕也？至其官於此者，則無不變色咋舌，稱以為難治之國，謂其齊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稅，二曰劫殺，三曰訐奏。而余往來山東者十餘年，則見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貨賄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澆且偽；盜誣其主人，而奴訐其長，日趨於禍敗而莫知其所終。
乃余頃至東萊，主趙氏、任氏，入其門，而堂軒几榻無改於其舊；與之言，而出於經術節義者，無變其初心；問其恒產，而亦皆支撐以不至於頹落。余於是欣然有見故人之樂，而歎夫士之能自樹立者，固不為習俗之所移。任君唐臣因出其家譜一編，屬余為之序。其文自尊祖睦族以至於急賦稅，均力役，諄諄言之，豈不超出於山東之敝俗者乎？子不云乎「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者久也，天下之久而不變者，莫若君臣父子，故為之賦稅以輸之，力役以奉之，此田宅之所以可久也。非其有不取，非其力不食，此貨財之所以可久也。為下不亂，在醜不爭，不叛親，不侮賢，此鄰里宗族之所以可久也。夫然，故名節以之而立，學問以之而成，忠義之人、經術之士出乎其中矣。不明乎此，於是乎飲食之事也而至於訟，訟不已而至於師，小而舞文，大而弄兵，豈非今日山東之大戒？而若任君者，為之深憂過計，而欲倡其教於一族之人，即亦不敢諱其從前之失，而為之丁寧以著於譜。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任君其師此意矣。余行天下，見好逋者必貧，好訟者必負，少陵長，小加大，則不旋踵而禍隨之，故推任君之意，以告山東之人，使有警焉，或可以止橫流而息燎原也。
《呂氏千字文》者，待詔餘姚呂君裁之之所作也。蓋小學之書，自古有之。李斯以下，號為《三蒼》，而《急就篇》最行於世。自南北朝以前，初學之童子無不習之。而《千字文》則起於齊梁之世，今所傳「天地玄黃」者，又梁武帝命其臣周興嗣取王羲之之遺字次韻成之，不獨以文傳，而又以其巧傳。後之讀者苦《三蒼》之難，而便《千文》之易，於是至今為小學家恒用之書。而崇禎之元，有仁和卓人月者，取而更次之，以紀先帝初元之政，一時咸稱其巧。呂君以為事止於一年，未備也，於是再取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乃略具。若夫錯綜古人之文如己出焉，不亦進而愈巧者乎？蓋吾讀史遊《急就篇》，博之於名物制度，浩賾而不可窮，而其末歸於「漢地廣大，萬方來朝，中國安寧，百姓承德。」而呂君此文其首曰：「大明洪武，受命配天。」其末曰：「臣呂章成，頓首敬書。」則猶史遊之意也。史遊在元帝時為黃門令，日侍禁中，當漢室之無事；而呂君身為宰輔之後，丁板蕩之秋，遁跡山林而想一王之盛，《匪風》之懷，《下泉》之歎，有類於詩人，而過於齊、梁文士之流者也。不然，崔浩之書改漢強而為代強者，今豈無其人乎？而呂君棄之不顧，曰：吾將退而訓於蒙士焉。其風節又豈在兩龔下哉？夫小學，固六經之先也，使人讀之而知尊君親上之義，則必自其為童子始，故余於是書也樂得而序之。
勞山在今即墨縣東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勞小勞，其峰數十，總名曰勞。《志》言：「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因謂此山一名勞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義。案《南史》：明僧紹隱於長廣郡之嶗山。則字或從山。又《漢書》：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縣東北。則勞盛自是兩山。古人立言尚簡，齊之東偏，三面環海，其鬥入海處南勞而北盛，則盡乎齊東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凡人之情以罕為貴，則從而誇之，以為神仙之宅，靈異之府。其說云：吳王夫差登此山，得《靈寶度人經》。考之《春秋傳》：吳王伐齊，僅至艾陵，而徐承率舟師自海道入齊，為齊人所敗而去。則夫差未嘗至此，而於越入吳之日，不知度人之經將焉用之？余遊其地，觀老君、黃石、王喬諸跡，類皆後人之所托名，而耐凍白牡丹花在南方亦是尋嘗之物。惟山深多生藥草，而地暖能發南花，自漢以來，修真守靜之流多依於此，此則其可信者。乃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真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於是八神之祠遍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夫勞山皆亂石巉岩，下臨大海，逼仄難度，其險處土人猶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挽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偫，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於是齊人苦之而名曰勞山也，其以是夫？古之聖王勞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遊，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然而致此則有由矣。《漢志》言：齊俗誇詐，自太公、管仲之餘，其言霸術已無遺策。而一二智慧之士倡為迂怪之談，以聳動天下之聽，彼其意不過欲時君擁篲，辯士詘服，以為名高而已，豈知其患之至於此也。故御史黃君居此山之下，作《勞山志》未成，其長君朗生修而成之，屬余為序。
黃君在先朝抗疏言事，有古人節概，其言蓋非誇者。余獨考勞山之故，而推其立名之旨，俾後之人有以鑒焉。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醜、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承示圖書、象數、卜筮、卦變四考，為之歎服。僕嘗讀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謂「輔弱扶微，兼包大小之義」，而譏時人之「保殘守缺，雷同相從」，以為師說，未嘗不三復於其言也。昔者漢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不專於一家之學。晉、宋已下，乃有博學之士會稡貫通。至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穎達、賈公彥為之《正義》，即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眾說，以申一家之論，而通經之路狹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舉條格，《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詩》主朱子集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猶不限於一家。至永樂中，纂輯《大全》，並本義於程傳，去《春秋》之張傳及四經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異於大注者不錄，欲道術之歸於一，使博士弟子無不以《大全》為業，而通經之路愈狹矣。注疏刻於萬曆中年，但頒行天下，藏之學官，未嘗立法以勸人之誦習也。試問百年以來，其能通十三經注疏者幾人哉？以一家之學，有限之書，人間之所共有者，而猶苦其難讀也，況進而求之儒者之林，群書之府乎？然聖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絕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昔之說《易》者，無慮數千百家，如僕之孤陋，而所見及寫錄唐宋人之書亦有十數家，有明之人之書不與焉。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且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而注解之文，豈能該盡。若大著所謂此爻為天子，此爻為諸侯，此爻為相，此爻為師，蓋本之崔憬解《係辭》二與四、三與五同功異位之說。然此特識其大者而已，其實人人可用，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故夫子之傳《易》也，於「見龍在田」，而本之以學問寬仁之功；於「鳴鶴在陰」，而擬之以言行樞機之發。此爻辭之所未及，而夫子言之。然天下之理實未有外於此者。「素以為絢」，禮後之意也；「高山景行」，好仁之情也；「諸姑伯姊」，尊親之序也。夫子之說《詩》，猶夫子之傳《易》也。後人之說《易》也，必以一人一事當之，此自傳注之例宜然，學者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可爾。且以九四或躍之爻論之，舜禹之登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攝，孔子之歷聘，皆可以當之，而湯武特其一義，又不可連比四五之爻，為一時之事，而謂有「飛龍在天」之君，必無「湯武革命」之臣也。將欲廣之，適以狹之，此舉業以來之通弊也。是故盡天下之書皆可以注《易》，而盡天下注《易》之書，不能以盡《易》，此聖人所以立象以盡意，而夫子作大象，多於卦爻之辭之外，別起一義以示學者，使之觸類而通，此即舉隅之說也。天下之變無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無窮，若但解其文義而已，韋編何待於三絕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書》、執《禮》之文，無一而非《易》也。下而至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漢以下史書百代存亡之跡，有一不該於《易》者乎？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製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愚嘗勸人以學《易》之方，必先之以《詩》《書》、執《禮》，而《易》之為用存乎其中，然後觀其象而玩其辭，則道不虛行，而聖人之意可識矣。不審高明以為然否？
《小過》之五其辭曰：「公，公亦君也。」《歸妹》之五辭曰：「其君帝女之貴，以侄娣視之。」則亦君也。若曰：必天子而後謂之君，此後人之見耳。三代以上分土而治，尊卑之勢無大相遠，天子諸侯並稱曰後。《書》曰：「三後成功。」先儒以為象稱先王者，惟施於天子，稱後者兼諸侯，然則後與君公一例也。今謂凡五必為王者，而《小過》之五為群陰脅制，乃貶其號曰公。然則《益》之三四其辭何以不曰告王而曰告公乎？豈周公係爻之前，先有一五為天子之定例乎？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六十四卦豈得一一齊同。《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執事徒見夫五之為人君也，而不知《剝》《明夷》《旅》之五不得為人君也；徒見夫《比》《家人》《渙》之五之言王也，而不知《離》之上九，《升》之六四特言王用而非五也；《隨》之上六，《益》之六二兼言王用而非五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必欲執一說以概全經，所謂「固哉，高叟之為詩」，而咸丘蒙疑瞽瞍之非臣者與之同失矣。
承教以處今之時，但當著書，不必講學。此去名務實之論，良獲我心。惟所辨父在為母服一事，則終不敢舍二禮之明文，而從後王之臆制，徇野人之恩，而忘嚴父之義也。夫為父斬衰三年，為母斬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為母齊衰期，此從夫制之也。《儀禮·喪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問喪》篇曰：「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所謂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夫為妻之服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此嚴父而不敢自專之義也。奈何忘其父為一家制禮之主，而論異同，較厚薄於其子哉？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孔子之妻也。孔子為妻之服既除，則伯魚不敢為其母之私恩而服過期之服。所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喪服》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是則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父也；祖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祖父也。服之者，仁也，不得伸者，義也。品節斯，斯之謂禮。雖然，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十五月而禫之外，為之子者豈忍遂食稻衣錦而居於內乎？誌之為言，即心喪之謂。以父之尊厭之，而又以父之三年不娶者達之，聖人所以處人父子之間者，仁之至，義之盡矣。自禮教不明，喪紀廢壞，而徒以衰麻之服為喪，宜執事之疑而不敢安也。經傳言三年之喪，不謂之三年之服也。夫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者，此三年之喪也。練而慨然，祥而廓然者，此三年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者，此三年之喪也。喪云喪云，衰麻云乎哉！且執事謂今之父在為母者，果能服三年之服乎？卒哭之後，固有屈於父而易為縞白淺淡之衣者矣。是則並其衰麻之服亦有所不盡行。然而二十七月之內，不聽樂，不昏嫁，不赴舉，不服官，則自周公以來固已如此矣。且夫《禮》有母為長子三年之文，先儒以為不得以父在屈至期，何也？從乎父也。父除，則雖子之為母而不敢不除；父未除，則雖母之為子而不敢除。故子有為母期者，母有為長子三年者。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若但曰：父母之親同，其愛同，其服同，則孩提之童無不知之者矣。何待聖人為之制哉？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以父為重，以母為輕，苟非斯言之出於聖人，則亦將俗儒之所議矣。若夫上元、洪武改革之繇，盧履冰、元行衝、褚無量駁正之說，當亦執事舊聞，不煩更述，惟祈詳察。
增三年之喪為三十六月，起於唐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已為張柬之所駁，而今關中士大夫皆行之。《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古人以再期為三年，而於其中又有練祥之節，殺哀之序，變服之漸，以其更歷三歲而謂之三年，非先有三年之名，而後為之制服也。今於禮之所繇生者既已昧之，抑吾聞之，君子之所貴乎喪者，以其內心者也。居處不安，然後為之居倚廬以致其慕；食旨不甘，然後為之疏食水飲以致其菲；去飾之甚，然後為之袒括、衰麻、練葛之制以致其無文。今關中之士大夫，其服官赴舉，猶夫人也，而獨以冠布之加數月者為孝，吾不知其為情乎？為文乎？先王之禮，不可加也，從而加之，必其內心之不至也。其甚者，除服之日而有賀。夫人情之所賀者，其不必然者也。得子也，拜官也，登科也，成室也，不必然而然，斯可賀也。故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以其為人事之所必然，故不賀也。喪之有終，人事之必然者也，何賀之有？抑吾不知其賀者，將於除服之日乎？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是日也，以喪禮處之而不可以除。將以其明日乎？則又朝祥暮歌之類也。賀之為言，稍知書者已所不道，而王元感之論則尚遵而行之。使有一人焉，如顏丁、子羔之行，其於送死之事，無不盡也，而獨去其服於中月而禫之日，其得謂之不孝哉？雖然，吾見今之人略不以喪紀為意，而此邦猶以相沿之舊，不敢遽變，是風俗之厚也。若乃致其情而去其文，則君子為教於鄉者之事也。
伏承來教，勤勤懇懇，閔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為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
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者至公卿，下者亦為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歟？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幹祿。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而況於今日乎？今之為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為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貲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為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徙業者，百人之中尚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錄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為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錄之刻，堆几積案，殆於「瓦釜雷鳴」，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說也。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若徇眾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為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夫道之汙隆，各以其時，若為己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硜硜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高明何以教之？
昨見子德云：明府將以賤辰光臨賜祝。竊維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郢之故臣，乃言初度。故唐文皇以劬勞之訓，垂泣以對羣臣。而近時孫退谷、張簣山著論欲廢此禮。
彼居常處順者猶且辭之，況鄙人生丁不造，情事異人，流離四方，偷存視息！若前世王華、王肅、陸襄、虞荔、王慧龍之倫，便當終身布衣疏食，不聽音樂，不參喜事。卽不能然，而又以此日接朋友之觴，炫世俗之目，豈不於我心有戚戚乎？知我者當閔其不幸而弔慰之，不當施之以非禮之禮，使之拂其心而夭其性也。用是直攄衷曲，布諸執事，惟祈鑒之。
天生豪傑，必有所任，如人主於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亂。使遂溘焉長逝，而於此任已不可謂無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為稍能任事而不遽放歸者也，又敢怠於其職乎？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於秦、隴者，苟能行之，則陰德萬萬於於公矣。
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官倉，至來年青黃不接之時而賣之，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間省倍蓰之出。且一歲計之不足，十歲計之有餘，始行之於秦中，繼可推之天下。然謂秦人尤急者，何也？目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尚能支持歲月乎？捐不可得之虛計，猶將為之，而況一轉移之間，無虧於國課乎？然恐不能行也。《易》曰：「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至於勢窮理極，河決魚爛之後，雖欲徵其本色而有不可得者矣。救民水火，莫先於此。病中已筆之於書，而未告諸在位。比讀國史，正統中，嘗遣右通政李畛等官糶米得銀若干萬，則昔人有行之者矣。特建此說，以待高明者籌之。
關中布衣李君因篤頃承大疏薦揚，既徵好士之忱，尤羨拔尤之鑒。但此君母老且病，獨子無依，一奉鶴書，相看哽咽，雖趨朝之義已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況年逾七十，久困扶床，路隔三千，難通齧指，一旦禱北辰而不驗，回西景以無期，則瓶罍之恥奚償，風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誠，晉朝聽許；元直指其方寸，漢主遣行。求賢雖有國之經，教孝實人倫之本。是用溯風即路，瀝血叩閽。伏惟執事弘錫類之仁，憫向隅之泣，俯賜吹噓，仰徼俞允，俾得歸供菽水，入侍刀圭，則自此一日之斑衣，即終身之結草矣。若炎武者，黃冠蒯屨，久從方外之蹤，齒豁目盲，已在廢人之數，而以生平昆弟之交，理難坐視，輒敢通書輦下，布其區區。
兩函並至，深感注存。足下有子產博物之能，子政多聞之敏，而下問及於愚耄，不知臣精銷亡，少時所聞，十不記其二三矣。
聞之前輩老先生曰：《太祖實錄》凡三修：一修於建文之時，則其書已焚，不存於世矣；再修於永樂之初，則昔時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書，而洪水滔天之後，遂不可問；今史宬所存，及士大夫家諱《實錄》之名，而改為《聖政記》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為靖難一事。如棄大寧而並建立之制，及一切邊事書之甚略，是也。至於潁、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終，則初修必已諱之矣。聞之先人曰：《實錄》中附傳於卒之下者，正也；不係卒而別見者，變也。當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國公詩》曰：「所以恩澤終，潁宋乃反是。」蓋謂二公之不得其死，而不可謂之誅。且以漢事言之：武帝之於劉屈氂，謂之誅，可也；成帝之於翟方進，謂之誅，不可也。是史臣之所以微之也。今觀卒後恩典之有無隆殺，則舉一隅而三可反矣。至於即主位之月日，當如來論，以《實錄》為正耳。自萬曆以還，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姑以目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遼事實錄》〈（王在晉）〉，《清流摘鏡》〈（王嶽）〉，《傃庵野抄》《同時尚論錄》〈（二書並蔡□□）〉，《愨書》〈（蔣德璟）〉；抄本則如《酌中志》〈（劉若愚）〉，《慟餘雜記》〈（史惇）〉之類皆不可闕，而遽數之不能終也。搜羅之博，裁斷之精，是在大君子而已。
去冬韓元少書來，言曾欲與執事薦及鄙人，已而中止；頃聞史局中復有物色及之者，無論昏耄之資，不能黽勉從事，而執事同里人也，一生懷抱，敢不直陳之左右。
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爲吳中第一奇節，蒙朝廷旌表。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
記曰：「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
謹此奉聞。
視草北門，書東觀，一代文獻，屬之巨公，幸甚幸甚。列女之傳，舊史不遺，伏念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及家世名諱並載張元長先生傳中。崇禎九年巡按御史王公〈（一鶚）〉具題，奉旨旌表。乙酉之夏，先妣時年六十，避兵於嘗熟縣之語濂涇。謂不孝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兩京皆破，絕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於寓室之內寢。遺命炎武讀書隱居，無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也。當日間關戎馬，越大祥之後，乃得合葬於先考文學之兆。今將樹一石坊於墓上，藉旌門之典，為表墓之榮。而適當修史之時，又得諸公以卓識宏才膺筆削之任，共姬之葬，特誌於《春秋》，漆室之言，獨傳於中壘，不無望於闡幽之筆也。炎武年近七旬，旦暮入地，自度無可以揚名顯親，敢瀝陳哀懇，冀采數語存之簡編，則沒世之榮施，即千載之風教矣。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美，而西方州縣以此為苦，憲檄一到，即報無書。所以然者，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竊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為本，粗具草稿，以待後人，如劉句之《舊唐書》可也〈（唐武宗以後無實錄）〉。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並是寫本。而中秘所收，乃出涿州之獻，豈無意為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有當時舊鈔，以俸薪別購一部，擇其大關目處略一對勘，便可知矣。吾自少時，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趨庭拱聽，頗識根源，但年老未免遺忘，而手澤亦多散軼，史稿之成，猶可辯其涇渭。今日作書，正是劉句之比，而諸公多引洪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一人作兩傳，幾不知數馬足，何暇問其驪黃牝牡耶？然此漢人作蒙古人傳，今日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亦有如穀林蒼以張延登、張華東為兩人者）〉。惟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存，而自外所聞，別用傳疑之例，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卻是家庭私語，不可告人以滋好事者之騰口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甥宜三復斯言，不貽譏於後世，則衰朽與有榮施矣。此中自京兆抵二崤皆得雨，隴西、上郡、平涼皆旱荒，恐為大同之續。與其賑恤於已傷，孰若蠲除於未病。又有異者，身為秦令，而隔河買臨晉之小兒，閹為火者，以充僮豎，至割死一人，豈非自陝以西別一世界乎？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當以激濁揚清為第一義，而其本在於養廉。故先以俸祿一議附覽，然此今日所必不行，留以俟之可耳。說經之外，所論著大抵如此。世有孟子，或以之勸齊梁，我則終於韞櫝而已。
老年多暇，追憶曩遊，未登弱冠之年，即與斯文之會，隨廚俊之後塵，步楊、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龍，此一時也。已而山嶽崩頹，江湖沸氵胸，酸棗之陳詞慷慨，尚記臧洪；睢陽之斷指淋漓，最傷南八。重泉雖隔，方寸無暌，此又一時也。已而奴隸鴟張，親朋瀾倒，或有聞死灰之語，流涕而省韓安；覽窮鳥之文，撫心而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脫危機，此又一時也。凡此三者之人，騎箕化鶴，多不可追；哲嗣聞孫，往往而在。此即擔簦戴笠，陌路相逢，猶且為之敘殷勤，陳夙昔，班荊鄭國之野，貰酒黃公之壚。而況吾甥欲以郡中之園為吾寓舍，尋往時之息壤，不乏同盟，坐今日之皋比，難辭後學。使雞黍蔑具，乾餱以愆，既乖良友之情，彌失故人之望。且吾今居關、華，每年日用約費百金。若至吳門，便須五倍，吾甥能為辦之否乎？又或謂廣廈之歡，可以大庇寒士；九里之潤，亦當施及吾儕。而曰：吾爾皆同聲氣同患難之人，爾有鼎貴之甥，可無挹注之誼？因罤覓菟，見彈求鴞，有如退之詩所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者，吾甥復能副之否乎？雖復田文、無忌，不可論之當今，假使元美、天如，當必有以處此。而如其不然，則必以觖望之懷，更招多口之議。況山林晚暮，已成獨往之蹤；城市云為，終是徇人之學。然則吾今日之不來，非惟自適，亦所以善為吾甥地也。
萬曆以前，八股之文可傳於世者，不過二三百篇耳。其間卻無一字無來處。偶為門人講吳化事君數一節，文中有謇諤二字。《楚辭·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此謇字之所出也。《史記商君傳》：「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此諤字之所出也。陸機《辨亡論》：「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韓文公《郾城聯句》：「九遷彌謇諤。」則古人已用之矣。今欲吾甥集門牆多士十數人，委之將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來，以示北方學者。除事出四書不注外，其五經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選》，方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
理學之傳，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獨以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論語》，聖人之語錄也。」舍聖人之語錄，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高明以為然乎？近來刊落枝葉，不作詩文，敬拜佳篇，未得酬和。而《音學五書》之刻，其功在於注《毛詩》與《周易》，今但以為詩家不朽之書，則末矣。刊改未定，作一書與力臣先印《詩經》並《廣韻》奉送，有便人可往取之。
遠惠手書，獎挹過甚，殊增悚愧。至於憫禮教之廢壞，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書，返百王之季俗，而躋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然斯事之難，朱子嘗欲為之而未就矣，況又在四五百年之後乎？
弟少習舉業，多用力於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方欲討論，而多歷憂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難購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而所見有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向見五服異同之書，已相歎服。竊意出處升沈，自有定見，如得殫數年之精力，以三《禮》為經，而取古今之變附於其下，為之論斷，以待後王，以惠來學，豈非今日之大幸乎？弟方纂錄《易》解，程、朱各自為書，以正《大全》之謬，而桑榆之年，未卜能成與否，不敢虛期許之意，而仍以望之君子也。
所論《春秋》諸家及胡文定作傳之旨，極為正當。在漢之時，三家之學各自為師，而範寧注《穀梁》，獨不株守一家之說。至唐啖、趙出而會通三傳，獨究遺經；至宋孫、劉出而掊擊古人，幾無餘蘊。文定因之，以痛哭流涕之懷，發標新領異之論，其去遊、夏之傳，益以遠矣。今陸氏之《纂例》，劉氏之《權衡》《意林》，並有其意，惟尊王發微未見，而後儒之辨《春秋》，其散見於誌書文集者，亦多鈔錄，未得會稡成帙。若鄙著《日知錄·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條，如「君氏卒」、「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當從左氏；「夫人子氏薨」，當從《穀梁》；「仲嬰齊卒」，當從《公羊》；而「三國來媵」，則愚自為之說，蓋見《碩人》詩云「東宮之妹」，《正義》以為「明所生之貴」，而非敢創前人所未有也。因乏寫手，一時未得奉寄，惟就來書所問二事，敬錄以上，未知合否？祈為正之。
大難初平，宜反己自治，以為善後之計。昔傳說之告高宗曰：「惟干戈省厥躬。」而夫子之係《易》也，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左傳》載夫子之言曰：「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苟能省察此心，使克伐怨欲之情不萌於中，而順事恕施，以至於「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矣。以向者橫逆之來，為他山之石，是張子所謂「玉女於成」者也。至於臧否人物之論，甚足以招尤而損德。自顧其人能如許子將，方可操汝南之月旦，然猶一郡而已，未敢及乎天下也。不務反己而好評人，此今之君子所以終身不可與適道，不為吾友願之也。
今春薦剡，幾遍詞壇，雖龍性之難馴，亦魚潛之孔炤。乃申屠之跡，竟得超然，叔夜之書，安於不作，此則晚年福事。關中三友：山史辭病，不獲而行；天生母病，涕泣言別；中孚至以死自誓而後得免，視老夫為天際之冥鴻矣。此中山水絕佳，同志之侶多欲相留避世。愚謂與漢羌烽火但隔一山，彼謂三十年來在在築堡，一縣之境，多至千餘，人自為守，敵難遍攻，此他省之所無，即天下有變而秦獨完矣。未知然否？
常歎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前讀大教，謬相推許，而不知弟此來關右，不幹當事，不立壇宇，不招門徒。西方之人或以為迂，或以為是。而同志之李君中孚，遂為上官逼迫，舁至近郊，至臥操白刃，誓欲自裁。關中諸君有以巨遊故事言之當事，得為謝病放歸。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真所謂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為累，一至於斯，可以廢然返矣！
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何歟？曰：君子所求者，沒世之名，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當世之名，沒則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難寤歟？城郭溝池以為固，甲兵以為防，米粟芻茭以為守，三代以來，王者之所不廢。自宋太祖懲五季之亂，一舉而盡撤之，於是風塵乍起，而天下無完邑矣。我不能守，賊亦不能據，而椎埋攻剽之徒乃盡保於山中。於是四皓之商顏，劉、阮之天姥，凡昔日兵革之所不經，高真之所托跡者，無不為戎藪盜區。故避世之難，未有甚於今日。推原其故，而藝祖、韓王有不得辭其咎者矣。讀書論世而不及此，豈得為「開拓萬古之心胸」者乎？
南徐州別，三十六年，足下高論王霸，屈跡泥塗，讀嚴武、隗囂之句，未嘗不為之三歎。弟白首窮經，使天假之年，不過一伏生而已，何敢望騏驥之後塵，而希千里之步？然以用世之才如君者，而猶淪落不偶，況硜鄙如弟，率彼曠野，死於道塗，固其宜也；奚足辱君子勤而之問乎？宣尼有言：「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今之人情則異乎是。即有敬叔之車，而季、孟之流，不問杏壇之字；然一生所著之書，頗有足以啟後王而垂來學者。《日知錄》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愜意；《音學五書》四十卷，今方付之剞劂，其梨棗之工，悉出於先人之所遺，故國之餘澤，而未嘗取諸人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君年未老，努力加餐。
山史西來，得接賜劄，並讀《井記》。一門盡節，風教凜然，誠彤管之希聞，中壘所未記者矣。弟久客四方，年垂七十，形容枯槁，志業衰隤，方且逃名寂寞之鄉，混跡漁樵之侶，不改效百泉、二曲為講學授徒之事，亦烏有所謂門牆者乎？若乃過汝南而交孟博，至高密而訪康成，則當世之通人偉士，自結髮以來，奉為師友者，蓋不乏人，而未敢存門戶方隅之見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又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則君子所以持己於末流，接人於廣坐者，必有不求異而亦不苟同者矣。辱承來教，實獲我心，率此報謝。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往效之，然猶曰「舊為某，今改為某」，則其本文猶在也。至於近日鋟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徑改，不復言其舊為某，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歎者也。開元十三年敕曰：「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為陂。」蓋不知古人之讀義為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之讀為我，而其見於他書者，遽數之不能終也。王應麟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為頗。」然監本猶仍其故，而《史記·宋世家》之述此書，則曰「毋偏毋頗」，《呂氏春秋》之引此書，則曰「無偏無頗」，其本之傳於今者，則亦未嘗改也。《易·漸》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範諤昌改陸為逵，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而不知古人讀儀為俄，不與逵為韻也。《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朱子存其二說，謂仍當作「弗過遇之」，而不知古讀離為羅，正與過為韻也。《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孫奕改誅為昧，而不知古人讀晝為注，正與誅為韻也。《楚辭·天問》：「簡狄在台嚳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後人改嘉為喜，而不知古人讀宜為牛何反，正與嘉為韻也。《招魂》：「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選》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人讀久為幾，正與止為韻也。《老子》：「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為盜誇。」楊慎改為盜竽，謂本之《韓非子》，而不知古人讀誇為刳，正與除為韻也。《淮南子·原道訓》：「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騶。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誌舒節，以馳大區。」後人改騶為御〈（據吳才老《韻補》引此作騶）〉，而不知古人讀騶為邾，正與輿為韻也。《史記·龜策傳》：「雷電將之，風雨迎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後人改迎為送，而不知古人讀迎為昂，正與將為韻也。太史公《自序》：「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今《漢書·司馬遷傳》亦正作舍。而後人改為合，不知古人讀舍為恕。正與度為韻也。《柏梁台詩》上林令曰：「去狗逐兔張罝罘。」今本改為罘罝，又改為罘罳，而不知古人讀罘為扶之反，正與時為韻也。揚雄《後將軍趙充國頌》：「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五臣《文選》本改後為緒，而不知古人讀後為戶，正與武為韻也。繁欽《定情詩》：「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後人改於為投，而不知古人讀頭為徒，正與於為韻也。陸雲《答兄平原詩》：「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激騖。」今本改騖為鷲，而不知古人讀構為故，正與騖為韻也。齊武帝《估客樂》：「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冶。深懷悵往事，意滿辭不敘。」今本改冶為渚，不知《宋書·百官志》：江南有梅根及冶塘二冶，而古人讀冶為墅，正與敘為韻也。《隋書》載梁沈約《歌赤帝辭》：「齊醍在堂，笙鏞在下，匪惟七百，無絕終古。」今本改古為始，不知「長無絕兮終古」，乃《九歌》之辭，而古人讀下為戶，正與古為韻也。《詩》曰：「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則古人讀儀為俄之證也。《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古人讀離為羅之證也。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巡夜警晝。」則古人讀晝為注之證也。《詩》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則古人讀宜為牛何反之證也。又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則古人讀久為幾之證也。左思《吳都賦》：「橫塘查下，邑屋隆誇。長幹延屬，飛甍舛互。」則古人讀誇為刳之證也。《漢書·敘傳》：「舞陽鼓刀，滕公廄騶。穎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則古人讀騶為邾之證也。《莊子》：「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又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則古人讀迎為昂之證也。《曲禮》：「將適舍，求無固。」《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則古人讀舍為恕之證也。秦始皇《東觀刻石文》：「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則古人讀罘為扶之反之證也。《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則古人讀後為戶之證也。《史記·龜策傳》：「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元繡之衣而乘輜車。」則古人讀頭為徒之證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作、束並去聲，則古人讀構為故之證也。馬融《廣成頌》：「然後緩節舒容，裴徊安步，降集波罩。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冶。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則古人讀冶為墅之證也。《詩》曰：「於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屍之，有齊季女。」則古人讀下為戶之證也。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終也。
其為古人之本音而非葉韻，則陳第已辨之矣。若夫近日之鋟本，又有甚焉。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台。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今本改能為回，不知《廣韻》十六咍部元有能字，姚寬證之以《後漢書·黃琬傳》：「欲得不能，光祿茂才。」以為不必是鱉矣。張說《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銘》：「河曲回兵，臨洮舊防。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淒愴。」《唐文粹》本改防為址，以葉上文喜、祉諸字，不知《廣韻》四十一樣部元有防字，而「峻岨塍，埒長城。豁險吞，若巨防，」已見於左思之《蜀都賦》矣。〈（盧照鄰《奉使益州詩》：「峻岨埒長城，高標吞巨防。」正用《蜀都賦》語。今本《盧詩》改防為舫。）〉李白《日夕山中有懷詩》：「久臥名山雲，遂為名山客。山深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間峰，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借。」今本改借為惜，〈（杜甫《鄭典設自施州歸》詩同。）〉不知《廣韻》二十二昔部元有借字，而「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已見於謝靈運之《山居賦》矣。凡若此者，亦遽數之不能終也〈（其詳並見《唐韻正》本字下）〉。
嗟夫！學者讀聖人之經與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謂之大惑乎？昔者漢西平四年，議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自是以來，古文之經不絕於代。傳寫之不同於古者，猶有所疑而考焉。天寶初，詔集賢學士衛包改為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釋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錯簡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於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專，古人之師傳，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學》《係辭》，徑以其所自定者為本文，而以錯簡之說注於其下，已大破拘攣之習。後人效之，《周禮》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紛紜；《召南》《小雅》且欲移其篇第，此經之又一變也。聞之先人，自嘉靖以前，書之鋟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注之曰疑；今之鋟本加精，而疑者不復注，且徑改之矣。以甚精之刻，而行其徑改之文，無怪乎舊本之日微，而新說之愈鑿也。
故愚以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不揣寡昧，僭為《唐韻正》一書，而於《詩》《易》二經各為之音，曰《詩本音》，曰《易音》。以其經也，故列於《唐韻正》之前，而學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易》二書，明乎其所以變，而後三百五篇與卦、爻、彖、象之文可讀也。其書之條理最為精密，竊計後之人必有患其不便於尋討，而更竄並入之者，而不得不豫為之說以告也。夫子有言：「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今之《廣韻》，固宋時人所謂菟園之冊，家傳而戶習者也。自劉淵韻行，而此書幾於不存。今使學者睹是書，而曰：自齊、梁以來，周顒、沈約諸人相傳之韻固如是也，則俗韻不攻而自絀。所謂「一變而至魯」也。又從是而進之五經三代之書，而知秦漢以下至於齊梁歷代遷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詩，可弦而歌之矣，所謂「一變而至道」也。故吾之書，一循《廣韻》之次第而不敢輒更，亦猶古人之意，且使下學者易得其門而入，非托之足下，其誰傳之？今鈔一帙附往，而考古之後，日知所無，不能無所增益，則此之書猶未得為完本也。
老弟雖上令伯之章，以我度之，未必見聽。昔朱子謂陸放翁能太高，跡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志節，正老弟今日之謂矣。但與時消息，自今以往，別有機權，公事之餘，尤望學《易》。吾弟行年四十九矣，何必待之明歲哉？更希餘光下被，俾暮年迂叟得自遂於天空海闊之間，尤為知己之愛也。
接讀來詩，彌增愧側，名言在茲，不啻口出，古人有之。然使足下蒙朋黨之譏，而老夫受虛名之禍，未必不由於此也。韓伯休不欲女子知名，足下乃欲播吾名於士大夫，其去昔賢之見，何其遠乎？「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若每作一詩，輒相推重，是昔人標榜之習，而大雅君子所弗為也。願老弟自今以往，不復掛朽人於筆舌之間，則所以全之者大矣。
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傳》，謂是身後之書，即如近日力臣劄來，《五書》改正約有一二百處：《詩·祈父》「靡所<廠氏>止」，《小旻》「伊於胡<廠氏>」誤作底，注云：十一薺，而不知其為五旨也，五經無底字，皆是<廠氏>字，惟《左傳·襄二十九年》「處而不底」，《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乃音丁禮反耳。今《說文》本<廠氏>字有下一畫，誤也。字當從氏。《詩》「周道如氏」，孟子引之作底，以氏<廠氏>音同而古亦可通也。今本誤為底字。童而習之，並《詩》之氏字亦讀為邸矣。《商頌·烈祖》詩上云「以假以享」，下云「來假來饗」，石經上作享，下作饗。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享饗二義不同，享者，下享上也，《書》曰「享多儀」，是也。饗者，上饗下也，《傳》曰「五饗醴」是也。故《周頌》「我將我享」作享，「既右饗之」作饗；《魯頌》「享以騂犧」作享，「是饗是宜」作饗。今《詩經》本周商二《頌》上下皆作享，非矣。舉此二端，則此書雖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貽後人之議。馬文淵有言：「良工不示人以璞。」今世之人速於成書，躁於求名，斯道也將亡矣。前介眉劄來索此，原一亦索此書並欲鈔《日知錄》，我報以《詩》《易》二書今夏可印，其全書再待一年，《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趙孟不復年」之年）〉，則以臨終絕筆為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豫期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來書北山南史一聯，語簡情至，讀而悲之。既已不可諫矣，處此之時，惟退惟拙，可以免患。吾行年已邁，閱世頗深，謹以此二字為贈。
子德書來云：「頃聞將特聘先生，外有兩人。」此語未審虛實？「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鄙人情事與他人不同。先妣以三吳奇節，蒙恩旌表，一聞國難，不食而終，臨沒丁寧，有無仕異朝之訓。辛亥之夏，孝感特柬相招，欲吾佐之修史，我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則逃。原一在坐與聞，都人士亦頗有傳之者，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幸以此語白之知交。前劄中勸我無入都門及定卜華下，甚感此意。回環中腑，何日忘之！
於天空海闊之中，一旦為畜樊之雉，才華累之也。雖然，無變而度，無易而慮，古人於遠別之時，而依風巢枝，勤勤致意，願子之勿忘也。自今以往，當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處鈍守拙。孝標策事，無侈博聞；明遠為文，常多累句。務令聲名漸減，物緣漸疏，庶幾免於今之世矣。若夫不登權門，不涉利路，是又不待老夫之灌灌也。
大家續孟堅之作，頗有同心；巨源告延祖之言，實為邪說。展讀來劄，為之愴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書，並為令兄取去。令兄亡後，書既無存，吾亦不談此事。久客北方，後生晚輩益無曉習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談舊事，十七年不見舊書，衰耄遺忘，少年所聞，十不記其一二。又當年牛、李、洛、蜀之事，殊難置喙。退而修經曲之業，假年學《易》，庶無大過，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論朝廷之政也。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諸良友者。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為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錄》尚在吾弟處，看完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
衰疾漸侵，行須扶杖，南歸尚未可期。久居秦晉，日用不過君平百錢，皆取辦囊橐，未嘗求人。過江而南，費須五倍，舟車所歷，來往六千，求人則喪己，不求則不達，以此徘徊未果。華令遲君謀為朱子祠堂，卜於雲台觀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買地，十日開土，中秋後即百堵皆作。然堂廬門垣，備制而已，不欲再起書院。惟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諭，主題曰太師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敢祈足下考訂明確示之。
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記文，豈敢固辭，以自外於知己。顧念先妣以貞孝受旌，頃使舍侄於墓旁建一小祠，尚未得立，日夜痛心。若使不立母祠，而為足下之母作祠文，是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人乎？貴地高人逸士甚不乏人，似不須弟；若謂非弟不可，則時乎有待，必鄙願已就，方可泚筆耳。
先生已知盩厔之為危地，而必為是行，脫一旦有意外之警，居則不安，避則無地，有焚巢喪牛之凶，而無需沙出穴之利，先生將若之何？
至云置死生於度外，鄙意未以為然。天下之事，有殺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子曰：「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聖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不膠於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於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來之謝，而古人不以為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節，他日事變之來，不能盡如吾料，苟執一不移，則為荀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並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於通人矣。承惓惓相愛之切，故復為此忠告，別有劄與憲尼，囑其懇留先生也。
仲復之言，自是尋常之見。雖然，何辱之有？《小星》《江汜》，聖人列之《召南》，而紀叔姬筆於《春秋》矣。或謂古人媵者皆侄娣，與今人不同。誠然。然《記》曰：「父母有婢子，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夫愛且然，而況五十餘年之節行乎？使鄉黨之人謂諸母之為尊公媵者，其位也；其取重於後人，而為之受吊者，其德也。《易》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諸母當之矣。君子以廣大之心而裁物制事，當不盡以仲復之言為然。將葬，當以一牲告於尊公先生而請啟土。及墓，自西上，不敢當中道；既窆，再告而後反。其反也，虞於別室，設座不立主，期而焚之。先祖有二妾，炎武所逮事。其亡也，葬之域外。此固江南士大夫家之成例，而亦《周官》塚人或前或後之遺法也。今諸母之喪，為位受吊，加於常儀，以報其五十餘年之苦節足矣。若遂欲祔之同穴，進列於左右之次，竊以為非宜。追惟生時「實命不同」，「莫敢當夕」之情，與夫今日葬之以禮，「沒身敬之不衰」之義，固不待宋仲幾、魯宗人釁夏之對也。謹復。
朱子祠堂之舉，適有機緣。今同令弟及諸君相視形勢，定於觀北三泉之右，擇平敞之地，二水合流之所，建立一堡，止用地四五畝，繚以周垣，引泉環之，並通流堂下。前為石坊，列植松柏，內住居民三四家守之。雖所費不訾，但有百金即便興工，不患無助。春仲弟自來視工。望作一家報，凡擇地委人一切托之令弟允塞，仍移書報弟，速為措辦可也。
華陰王君無異有諸母張氏，年二十六，其君與小君相繼歿。無異以兄子為後，方四齡，張氏獨守節以事太君。二十五年太君亡，又三十餘年年八十一，及見無異之曾孫而終。無異感其節，將為之發喪受吊而疑所服。僕以免服告之。讀來教與無異書，未之許也。
竊惟禮經之言免者不一，而詳其制有二焉。其重也，自斬至緦皆有免；其輕也，五世之親為之袒免。夫五服之制，有冠有衰，免則無冠也。鄭氏曰：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參頭矣。是故有免而衰者，有免而袒者；在五服之內則免而衰，五服之外則免而袒。袒者，非肉袒也，無衰，故謂之袒也。《傳》言晉惠公獲於秦，穆姬「使以免服衰絰逆」，是免而衰者矣。史言漢高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兵皆縞素」，是無衰而袒者矣。今張氏之卒，無異將為之表其節而報其恩，其可以無服乎哉？童汪踦幼而勿殤，縣賁父卑而有誄，國固有之，家亦宜然。請為之免而布素，既葬而除，敢以質之君子。若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則吾豈敢。
華下有晦翁舊事，歷五百餘年始得山史為之表章，又十二年，而炎武重遊至此。及今不創，更待何人？今移買山之資，先作建祠之舉。若改歲之初，旌騶至止，當於華下奉迎。白石清泉，共談中愫，慰二載之闊悰，訂千秋之大業，幸甚幸甚！至鄙人僑居之計，且為後圖，而其在此，亦非敢擁子厚之皋比，坐季長之絳帳。倘逖聽不察，以為自立壇坫，欲以奔走天下之人，則東林覆轍，目所親見，有斷斷不為者耳！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為饔飧之計。
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
今年三月，乘道途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崤函，觀伊雒，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饑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不能久留于外也。
猶子衍生前歲曾蒙青盼，今已隨其師至關中，稍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為子。而昆山從弟子嚴連得二孫，又令荊妻抱其一，以為殤兒之後。桑榆末景，或可回三舍之戈。此間風俗大勝東方，雖未卜居，亦有安土之懷矣。
流寓關華，已及二載。幸得棲遲泉石，不與弓旌。而此中一二紳韋，頗知重道。管幼安之客公孫，惟說六經之旨；樂正裘之友獻子，初無百乘之家。若使戎馬不生，弦歌無輟，卽此可為優遊卒歲之地矣。惟是筋力衰隤，山川緬邈。獲麟西野，粗成撥亂之書；化鶴東州，未卜歸來之日。言念邦族，憬然如何？
昔年過訪尊公於江村寓舍中，其時以去國孤蹤，相逢話舊。遇聲子於鄭郊，久諳家世；和漸離於燕市，竊附風流。雹散蓬飄，忽焉二紀，東西南北，音信闕如。為天涯獨往之人，類日暮倒行之客。乃者發函伸紙，如見故人，問道論文，益徵同志，信後生之可畏，知斯道之不亡。至於鄙俗學而求六經，舍春華而食秋實，則為山覆簣，當加進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務本原之學。老夫耄矣，何足谘詢？而況二十年前已悔久焚之作乎？重違來旨，輒布區區。
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麵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夫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聖人所聞所見，無非《易》也。若曰掃除聞見，並心學《易》，是《易》在聞見之外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也。若夫「墮枝體，黜聰明」，此莊周、列禦寇之說，《易》無是也。
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而既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詩》三百篇即古人之韻譜。經之與韻，本無二也，病在後之學者執韻而論經；其不能通，則改經而就韻。夫道若大路然，安用此多岐乎？休文之四聲，神珙之翻切，三代之所未有也。顏師古、章懷太子始有葉韻之說，而漢以前亦未之有也。乃援今而議古，焉得不圓鑿而方枘乎？且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於《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已僭成一書，今先刻《音論》附往。
君子將立言以垂於後，則其與平時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於陽貨，蓋以大夫之禮待之，而其作《春秋》則書曰盜。又嘗過楚，見昭王，當其問答，自必稱之為王，而作《春秋》則書：「楚子軫卒。」黜其王，削其葬。其從眾而稱之也，不以為阿；其特書而黜之也，不以為亢，此孔子所以為聖之時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諸久遠之文字，無乃不知《春秋》之義乎？
生平所見之友，以窮以老而遂至於衰頹者，十居七八。赤豹，君子也，久居江東，得無有隕獲之歎乎？昔在澤州，得拙詩，深有所感，復書曰：「老則息矣，能無倦哉？」此言非也。夫子「歸與歸與」，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學，死而後已。
每接談論，不無感觸，夜來夢作一書與執事曰：「過蒲而稱子路，之平陸而責距心。」嗟乎！夢中之心，覺時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今將暫別貴地，民生利病望悉以見教。人雖微，言雖輕，或藉之而重。
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
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為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銼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頃過里第，見家道小康，諸郎成立，甚慰。然自此少遊之計多，而伏波之志減矣。況局守一城，無豪傑之士可與共論，如此則誌不能帥氣，而衰鈍隨之。敢以一得之愚獻諸執事。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絕無閹然媚世之習，貴郡之人見之，得無適適然驚也？
吾輩學術，世人多所不達，一二稍知文字者，則又自愧其不如。不達則疑，不如則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傳之人間。然老矣，終當刪定一本，擇友人中可與者付之爾。
讀來論為之感歎！自北平、南昌二變以後，一代規模於「宗子維城」四字，竟不復講。至崇禎之時，人心已去，雖使親王典兵，其能者不過如漢之陳王寵，下者則唐之覃王嗣周、延王戒丕而已。積輕之勢固不能有所樹立，而變故萌生，難可意料，誰肯獨創非常，建房琯之策者哉？雖然，苻堅不過氐酋偽主，而其疏屬尚有苻登。誠得此論而用之，未必無一二才傑之士自茲而奮發也。
每接高談，無非方人之論。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執事之意其在於斯乎？然而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是則聖門之所孳孳以求者，不徒在於知人也。《論語》二十篇，惟《公冶長》一篇多論古今人物，而終之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是則論人物者，所以為內自訟之地；而非好學之深，則不能見己之過；雖欲改不善以遷於善，而其道無從也。記此二章於末，其用意當亦有在，願與執事詳之。
古之疑眾者行偽而堅，今之疑眾者行偽而脆，其於利害得失之際，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視之可爾。
初為此詩，不過具賓主一夕之談爾。後之作者遞相祖襲，無乃失壽陵之本步乎？海內不乏能言之士，區區何足相師，惟自出己意，乃敢許為知音者耳。
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於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尚不知耶？抑將謂隨俗爲之，而無傷於器識耶？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
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為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此非僕之言，當日劉叉已譏之。
彈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為，其職則然也。苟欲請良家女子出而為之，則艴然而怒矣。何以異於是？
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於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墜井也。若更為之序，豈不猶之下石乎？惟其未墜之時，猶可及止；止之而不聽，彼且以入井為安宅也。吾已矣夫！
鄭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為袁本初強之到元城，卒於軍中。而曹孟德遂有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之語，以為本初罪狀。後之為處士者，幸無若康成；其待處士者，幸無若本初。
井叔於崇福宮故址建祠築垣，以祀宋提舉崇福宮十有四公，可謂合禮〈（韓公維、呂公誨、司馬公光、程公頤、顥、劉公安世、范公純仁、楊公時、李公綱、李公邴、朱公熹、倪公思、王公居安、崔公與之）〉。今介石復建一堂於此祠之前，而遷二程、朱子之位於中，奉之以為一院之主。
其尊師重學之意，非不甚至，但其中若韓公、呂公、司馬公、劉公，皆與二程同時，而官品多在二程之上，以朱子視之，則皆前輩也。楊龜山先生，又朱子師之師也。同一祠秩，非有所分別也，而儼然獨處於前堂，使諸公並世而生，必不安於其位也。夫鬼神之情，人之情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竊謂宜仍井叔之舊，而別建一祠以奉程、朱，庶乎得之。
能文不為文人，能講不為講師，吾見近日之為文人、為講師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講名者也。子不云乎：「是聞也，非達也，默而識之。」愚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頃者東方友人書來，謂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嗟乎！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哉？然而義桓之里，稱於國人，懷清之台，表於天子，何為其莫之知也？若曰：必待人之強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後可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誌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
泰山之西南麓有宋天書觀，大中祥符年間建，後廢為碧霞元君之宮，前一殿奉元君。萬曆中，尊孝定皇太后為九蓮菩薩，構一殿於元君之後奉之。崇禎中，尊孝純皇太后為智上菩薩，復構一殿於後奉之。乃更名曰聖慈天慶宮，而按察使左佩玄為之碑。宮成於十七年之三月，神京淪喪，即此月也。
竊惟經傳之言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又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也。」孔子論政必也正名。昔自明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命嶽瀆神祇並革前代之封，正其稱號。而及其末世，至以天子之母，太后之尊若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號以為崇，豈非所謂國將亡而聽於神者耶？然自國破以後，宗廟山陵之所在，樵夫牧豎且或過而慢焉，而此二殿獨以托於泰山之麓，元君之宮，焚香上謁者無敢不合掌跪拜，使正名之曰皇太后，固未必其能使天下之人虔恭敬畏之若此。是固大聖人之神道設教，使民由之而不知者乎？其與宋之托天書以誇契丹者，相去遠矣。以其事為國史之所不及載，故序而論之，俾後之人有以覽焉。
嗚呼！自治道愈下而國無強宗；無強宗，是以無立國；無立國，是以內潰外畔而卒至於亡。然則宗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者乎？
余至聞喜縣之裴村，拜於晉公之祠，問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釋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讀唐時碑，載其譜牒世係，登隴而望，十里之內邱墓相連，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尚百數十人。
蓋近古氏族之盛，莫過於唐，而河中為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聞喜之裴，皆歷任數百年，冠裳不絕。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苻堅割據之際，而未嘗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歡之眾，此非三代之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
自唐之亡，而譜牒與之俱盡。然而裴樞輩六七人猶為全忠所忌，必待殺之白馬驛而後篡唐，氏族之有關於人國也如此。至於五代之季，天位幾如弈棋，而大族高門，降為皂隸。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帥以自保者。夏縣之司馬氏舉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
嗚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趨於下，而一旦有變，人主無可仗之大臣，國人無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竄，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勢也與？是以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蔭，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於一旦倉黃之際，固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
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及至河東，問賊李自成所以長驅而下三晉之故，慨焉傷之。或言曰：崇禎之末，輔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賊入西安，天子臨朝而歎。建泰對言：「臣郡當賊衝，臣請率宗人鄉里出財百萬，為國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師，親餞之正陽門樓。舉累朝所傳之御器而酌之酒，因以賜之。未出京師，平陽、太原相繼陷，建泰不知所為。師次真定，而賊已自居庸入矣。
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於王鐸、張濬之下〈（二人皆唐末宰相，統師出討而敗績者）〉，而上之人無權以與之，無法以聯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區區宰輔之虛名，而係社稷安危之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周官》：「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觀裴氏之與唐存亡，亦略可見矣。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勢以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自青州而西三十餘里，淄水之東，牛山之左，大道之南，穹然而高者，四大塚焉。酈道元《水經注》曰：「水南山下有四塚，方基圓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塚也。」
余考田氏之稱王者五，而王建遷於共以死，所謂四王，則威、宣、湣、襄是矣。威、宣二王當齊全盛之日，其厚葬固宜；獨是湣王殺死於莒，齊之七十餘城皆已為燕，田氏之絕而無主者五年，而田單以一邑之兵，一戰破燕，收數千里之地，而迎王子於城陽之山中。其時君臣新立，人民新定，死者未弔，傷者未起，反故王之喪於莒而葬之，其制不少殺於威、宣二王之舊。吾是以知襄王之孝，田單之忠，而三代以下之為人臣子者莫能及也。吾嘗考地理之志，有周厲王之墓，在霍州東北。王流於彘，卒且葬焉。宣王即位而未之能復也。詩人誌之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厲王也而謂之汾王，刺宣王也。故厲王稱汾，而湣王不稱莒也，是襄王之孝也。或曰：厚葬，非禮也。子奚取焉？曰：此常論也。乃齊之二王既以為故事矣。宋元公告其群臣，請無及先君，而仲幾不可，又況於處變之日乎？然則後之人君，不幸而遇國家之變，其如齊之襄王，其如周之宣王，請擇於斯二君者。
五臺山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縣一百三十里。
史炤《通鑒注》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為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雁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餘考昔人之言五臺者過侈，有謂：環基所至五百餘里；有謂：四埵去中臺各一百二十里，東埵為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南埵為帝堯遭洪水係舟之處；北埵夏屋山，後魏孝文駐蹕之所；西埵天池，隋煬帝避暑之龍樓鳳閣者。皆太廣遠而失其實。惟今《山志》所言五臺者近是。北臺最高，後人名之葉鬥峰。有龍湫，其東二十里為華嚴嶺。又東二十里為東臺，上可觀日出，其東為龍泉關路。自北臺而南二十里為中臺，其巔西北有太華泉。又西十五里為西臺，其西疊嶂數十里，北有秘魔崖，東南有清涼嶺，惟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五峰周遭如城，其巔風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穀中，其地寒不生五穀，木有鬆無柏，亦有民人以樵采射獵為業。在古建國時當為林麓之地，中代以下，而吾人之逃於佛者居焉，於是山始名而亦遂為其教之所有。然餘考之：五臺在漢為慮虒縣，而山之名始見於齊。其佛寺之建，當在後魏之時，而彼教之人以為攝摩騰自天竺來此，即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之清涼臺在雒陽而不在此也。余又考之：《北齊書》但言：突厥入境，代忻二牧馬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穀中避賊。《隋書》但言：盧太翼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岩下，蕭然絕世，以為神仙可致而已。至《唐書·王縉傳》始言：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費錢巨億萬。縉為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於是此山名聞外夷。至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見於敬宗之紀。而《五代史》則書：有胡僧遊五臺山，莊宗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書：五臺山僧繼顒為劉承鈞鴻臚卿，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元史》則書：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幸五臺山。三月己丑，令高麗王隨太后之五臺山。英宗至治二年，五月甲申，車駕幸五臺山，庚寅，星於五臺山。
夫以王縉之為相，莊宗、武宗、英宗之為君，其事亦可知矣。然此皆《山志》所不載；問之長老，亦無有知其跡者。此在三四百年之間，而不能記述已如是矣，而況於摩騰之始來，文殊之示現乎？其山中雨夜時吐光焰。《易》曰：「澤中有火革。」深山巨壑無佛之處亦往往有之，不足辨。嗚呼！韓公《原道》之作，至於「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李文饒為相，能使張仲武封刀付居庸關，而不敢納五臺之逃僧。蓋君子之行王道者，其功至於如此。而吾以為當人心沈溺之久，雖聖人復生，而將有所不能驟革，則莫若擇夫荒險僻絕之地，如五臺山者而處之，不與四民者混，猶愈於縱之出沒於州里之中，兩敗而不可禁也。作《五臺山記》。
忠臣義士，性也，非慕其名而為之。名者，國家之所以報忠臣義士也。報之而不得其名，於是姑以其事名之，以為後之忠臣義士者勸，而若人之心何慕焉，何恨焉。平原君朱建之子罵單于而死，而史不著其名；田橫之二客自剄以從其主，而史並亡其姓。錄其名者而遺其晦者，非所以為勸也。謂忠義而必名，名而後出於忠義，又非所以為情也。
余過昌黎，其東門有拽梯郎君祠，云：方東兵之入遵化，薄京師，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萬計，驅使之如牛馬。是時昌黎知縣左應選與其士民嬰城固守，而敵攻東門甚急。是人者為敵舁雲梯至城下，登者數人，將上矣，乃拽而覆之。其帥磔諸城下。積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以全。事聞，天子立擢昌黎知縣為山東按察司，僉事丞以下遷職有差。又四年，武陵楊公嗣昌以巡撫至，始具疏上請，邑之士大夫皆蒙褒敘，民兵死者三十六人立祠祀之。而楊公曰：「是拽梯者雖不知何人，亦百夫之特。」乃請旨封為拽梯郎君，為之立祠。嗚呼！吾見今日亡城覆軍之下，其被俘者，雖以貴介之子，弦誦之士，且為之刈薪芻，拾馬矢，不堪其苦而死於道路者何限也！而郎君獨以其事著。吾又聞奢寅之攻成都也，一銃手在賊梯上，得間向城中言曰：「我良民也，賊以鐵索係我守梯，我仰天發銃，未嘗向官軍也。今夜賊飲必醉，可來救我。」官軍如其言，夜出斫營，火其梯，賊無得脫者，而銃手死矣。若然，忠臣義士豈非本於天性者乎？郎君之祠且二十餘年，而幸得無毀，不為之記，無以傳後。張生莊臨，親其事者也。故以其言書之。
舊中涓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山為黃冠。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峰之左，名曰復庵。華下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讀書，好《楚辭》諸子及經史，多所涉獵，為東宮伴讀。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而范君為黃冠矣。
太華之山，懸崖之巔，有鬆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稅於官，不隸於宮觀之籍。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創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其庵，開戶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為之者也。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出沒於雲煙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既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所有誌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碣石之間，宮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望之不可見矣。相與泫然，作此記，留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古之人所以傳於其後者，不以其名而以其實，不以其天而以其人。以其名，以其天者，世人之所以為榮；以其實，以其人者，君子之所修而不敢怠也。
晉生文煜，關中之通士也。名其堂曰貞烈，而請為之記。其言曰：「余之祖妣，臨潼王府鎮國中尉懷墀女也。歸於晉，生余考及二姑。年十九而余祖考亡，余考方四歲，守節不二，迄六十有八而終。崇禎末巡按御史金公毓峒以事上聞，請行旌表。命未下而寇至，二姑死焉，故堂以貞烈名也。」余又讀朝邑李君楷所為傳，則二姑者，一適西安右衛昭信校尉王弘祖，一適臨潼王府奉國中尉誼濋，並封安人。早寡，寇至之日，各自投於井。長姑之子寅年十三，從焉。蓋三世而其節不隕，可無愧其名也已。史言郭昌娶真定恭王女，號郭主。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生光武郭皇后。此特居室之常行爾，而當時稱之，史冊載之，其後郭后雖出，而東海恭王猶得保其餘慶，以垂於後嗣。乃晉氏之先祖妣其治家如郭主，加以柏舟之節，其女與外孫守死不辱，有卓絕之殊軌焉。屬當岸穀之變，門戶衰微，無能光大其業，使聲聞烜赫，傳之彤管，而僅以一堂之名托之文字，以示子孫不忘，此又其遇之懸於天，「實命不同」，而可為悲悼者也！然君子之為教，於家有百世之規，而不以一時之所遇為興替。《易》不云乎：「《家人》，利女貞。」自今以往，晉氏之為女者必貞，以宜其家；為子者必孝於親，必忠於君，以顯於其國；則受介福於王母以大其門者，不在其身，將在其子孫。而斯堂之名，永世弗墜，必有繼中壘而修列女之傳者焉。余濡筆俟之矣。
天下之事，盛衰之形，眾寡之數，不可以一定，而君子則有以待之。所以撫盛而合眾者，中人以上之所能。若夫為盛於衰，治眾於寡，孑然一身之日，而有萬人百世之規，非大心之君子莫克為之矣。古之君子，慮先人之德久而弗昭，於是為之祠堂以守之，其盛者及於始祖。古之君子，慮宗人之渙而無統，於是歲合子姓於祠而教之孝；奠爵獻俎，畢而餕食，以教之禮。其子孫之眾，或至於數千百人，此祠堂之所由興，而祭法之所由傳也。
常熟楊子常先生，通經之士。於先朝之末，由訓導除都昌知縣，未任，以疾歸，而遭國變，至於今，先生年七十有二矣。先有一子，年二十餘以卒，晚得一子又殤，而其兄子亦中歲夭折。今其族孫之在者，不過二十餘人。其先世自關中來，祖、父並為農，風尚樸質。高祖以上，不能舉其諱字。自遷常熟以來，復無顯者，及先生始仕宦。今白首老矣，無親子孫。夫人之情，於身且若此，遑恤其後乎？而先生曰：「不然。吾父雖農，在里中頗能言民疾苦，以達於縣吏。而除其菑，當不至於無嗣。以五服之間，得一二十人，以合其歡而教之以孝以禮，豈必其中無能學以大其宗者。以吾之年雖老且獨，而幸有薄田之入，為先祖父所遺，可以舉先人未行之事而傳之其後人。」於是即祖墓之旁，建屋三楹，為祠堂，以奉其先人並諸父兄子姓之亡者。其下為田若干畝，以供歲時之祭。定其儀，秩其品，簡而文，約而不陋。曰：「及吾身存，與諸孫行禮其中，使諸孫之繼我，如今日焉，先德其毋墜已。」又於其墓之旁植木開河通水，凡世俗所為安死利生之法無不備，此非所謂衰而有盛之心，寡而能眾之事者乎？《易》曰：「可大則賢人之業。」《傳》曰：「人定能勝天。」吾以卜楊氏之昌於其後，必也。承先生之命而為之記。
昔者孔子既沒，弟子錄其遺言以為《論語》，而獨取有子、曾子之言次於卷首，何哉？夫子所以教人者，無非以立天下之人倫，而孝弟，人倫之本也；慎終追遠，孝弟之實也。甚哉，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人倫，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國家。先王之於民，其生也，為之九族之紀，大宗小宗之屬以聯之；其死也，為之疏衰之服，哭泣殯葬虞附之節以送之；其遠也，為之廟室之制，禘嘗之禮，鼎俎籩豆之物以薦之；其施之朝廷，用之鄉黨，講之庠序，無非此之為務也。故民德厚而禮俗成，上下安而暴慝不作。
自三代以下，人主之於民，賦斂之而已爾，役使之而已爾，凡所以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聽民之所自為，於是乎教化之權常不在上而在下。兩漢以來，儒者之效亦可得而考矣。自二戴之傳，二鄭之注，專門之學以禮為宗，歷三國、兩晉、南北、五季干戈分裂之際而未嘗絕也。至宋程、朱諸子卓然有見於遺經，而金元之代，有誌者多求其說於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之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人，而立廟以祀，或累世同居，稱之為義門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處乎雜亂偏方閏位之日，而守之不變，孰勸帥之而然哉？國亂於上而教明於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經常之道，賴君子而存也。嗚呼！至於今日而先王之所以為教，賢者之所以為俗，殆澌滅而無餘矣！列在搢紳而家無主祏，非寒食野祭則不復薦其先人；期功之慘，遂不制服，而父母之喪，多留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於奴僕；女嫁，死而無出，則責償其所遣之財；昏媾異類而脅持其鄉里，利之所在，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於是機詐之變日深，而廉恥道盡。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人相食者幾希矣！昔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而秉禮之邦，守道之士不絕於書，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幾乎息之秋也。又何言政事哉！
吾友華陰王君弘撰，鄰華先生之季子，而為徵華先生後者也。遊婺州，二年而歸，乃作祠堂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敬宗之道。其鄉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見此禮久矣，為之兆也，其足以行乎？孟子有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躬行孝弟之道，以感發天下之人心，使之惕然有省，而觀今世之事若無以自容，然後積汙之俗可得而新，先王之教可得而興也。王君勉之矣。
予居蘇之昆山，崇禎初，先師廟東西兩廡壞。予時為博士弟子，一日過之，見神位在瓦礫中，與同學二三生拾取，命工修完，奉之東齋，告於邑之長官。越二年，始復其故。因考《史記》《家語》及今代闕里之書，多有不同，以《大明會典》為定。而友人歸生莊作《兩廡位次考》一通，受而藏之幾五十年。來關中，得郃陽寧生浤丁《祭考義》，亦崇禎中作，大略相同。然兩廡位東西相對，以次列及門弟子畢，而後及左氏、公羊、穀梁三子暨漢以下諸儒，此舊制也。嘉靖九年，采諸臣之議，有黜者，有改祀者，於是東廡之弟子三十三，而西廡二十九。左丘明躋秦非之上，伏勝躋顏噲之上，孔安國躋穀梁梁赤之上，而自此以下，時代先後大率倒誤。當日東西之位仍如舊次，雖有闕者而不復更移，蓋亦知二鄭、賈、服諸儒傳經之功不可沒，而有待於異日之重議，此秉禮者之微意也。予恐後之人不知，而欲循時代以正東西之次，又悲夫亡友之遺墨猶存，而不獲共論此也，乃書其末，以俟後人。歸生名莊，更名祚明，工草隸，為東吳高士。
余既表《廣韻》而重刻之，以見自宋以前所傳之韻如此，然惜其書之不完也。
《路史》曰：「周有井伯，《廣韻》曰：子牙後。」今井下無此文。又曰：「《廣韻》云：漢有䣙城後。」今䣙字灰等二韻兩收而亦無此文。又引䣙下云：「鄉名，在右扶風。」而今灰韻注但「鄉名」二字。《困學紀聞》曰：「《廣韻》以賁為姓，古有勇士賁育。」今賁下但「亦姓」二字。又曰：「《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又曰：「《廣韻》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今屯下、況下但「又姓」二字。《禮部韻略》引《廣韻》佊字注云：「《論語》：子西佊哉。」軻字注云：「孟子居貧感軻，故名軻，字子居。」今並無此文。又注鼮字云：「漢光武得此鼠，竇攸識之。《廣韻》以為終軍，誤。」今亦無終軍之文也。太原傅山曰：「宋姚寬《戰國策後序》引《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羋幹者著書顯名，安陵醜，雍門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肁賈，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蓋注中凡言又姓者，必以其人實之，而今書皆無其文。又史炤《通鑒釋文》所引《廣韻》，其不載於今書者亦多也。十幹皆引《爾雅》歲陽，而戊下不引著雍。又考之《玉海》，言《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今僅二萬五千九百二言，注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二十一字。則注之刪去者，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一，而正文亦少二百九十二言矣。又《文獻通考》曰有陸法言、長孫訥言、孫愐三序，今止愐序。又言首載景德、祥符敕牒，今亦無之，則亦後人刪去之矣。其幸而存者，天之未喪斯文也。嗚呼，惜哉！
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為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為不然。
《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宋人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係，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為總制使，仿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為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為，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為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剝民之罪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讎斂者，雖飛廉之死，不得與於三仁之列。若亨伯之為此也，其初特一時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暝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為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知此，然後天下之為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托於忠臣之列矣。
崇禎十四年二月辛亥，賊陷汝州，知州錢君死之。
君諱祚徵，字君遠，其先吳越王裔，居池之青陽。國初遷於萊，為掖縣人。君七歲出嗣其從叔父一夔為之子，事其嗣大母杜氏如其父母。大母之黨有煩言，君言於大母，施予諸姻屬甚周，以是大母安之。中天啟元年舉人。大母終，哀毀如父喪。署恩縣教諭，三年，除汝州知州。汝為流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聚至萬人，依山為巢，百姓苦之。君至，則簡鄉勇衙兵得千餘人，佯為城守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間道逾山谷，步行抵其巢，賊方縱酒不為備，急擊，大破之。君策賊眾難盡誅，乃釋其俘招之，仍令民千家立一寨，有警相救。賊屢失利，其頭目魯加勒等遂詣州降。南召、登封諸賊聞之，亦來降。君簡其驍健，送軍門效用，余給牛種遣之。汝人少休。君守汝三年，多善政。及是年正月，賊陷河南府，遂犯汝州。君斬麾下之言款賊者以徇，率兵嬰城固守。賊攻城，君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戰數日。二月庚戌，大風霾，賊以火箭射城上，城上發炮應之，風逆火反，樓堞盡焚。賊乘之入，君被執，大罵不屈，被擊仆地，加以炮烙，一宿死。年四十七。弟祉徵，從子青，僕十餘人皆死，無一還者。巡撫臣高名衡以聞，奉旨下部議恤，未覆。子大受，縣學生。痛父節未表於先朝，懼後世之沒而無傳也，乃質言其事以告於余而為之狀。
自余所及見，里中二三十年來號為文人者，無不以浮名苟得為務；而余與同邑歸生獨喜為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為狂。已而又得吳生。吳生少余兩人七歲，以貧客嘉定。於書自《左氏》下至《南北史》，無不纖悉強記。其所為詩多怨聲，近《西州》《子夜》諸歌曲。而炎武有叔蘭服，少兩人二歲；姊子徐履忱少吳生九歲，五人各能飲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觥至余舍為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抵掌而談，樂甚，旦日別去。余遂出赴楊公之辟，未旬日而北兵渡江，余從軍於蘇，歸而昆山起義兵，歸生與焉。尋亦竟得脫，而吳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過吳生之居而問焉，則其母方煢煢獨坐，告余曰：「吳氏五世單傳，未亡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孫，二歲，亦死矣！」余既痛吳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壽吾母，而吾今以衰絰見吳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是不知涕淚之橫集也。
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員。世本儒家，生尤夙惠，下筆數千言，試輒第一。風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際及交友然諾，則斷然不渝。北京之變，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誄，見稱於時。與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寫錄。北兵至後，遺余書及記事一篇，又從余叔處得詩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遺風。然後知閨情諸作，其寄興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昆山，當抗敵時，守城不出以死，死者四萬人，莫知屍處。以生平日憂國不忘君，義形於文若此，其死豈顧問哉？生事母孝，每夜歸，必為母言所與往來者為誰，某某最厚。
死後，炎武嘗三過其居，無已，則遣僕夫視焉。母見之，未嘗不涕泣，又幾其子之不死而復還也。然生實死矣！生所為文最多，在其婦翁處，不肯傳；傳其寫錄在余兩人處者，凡二卷。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與侍從之官承命為之，而世莫得見。其藏書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實錄》，則請前一朝之書出，以相對勘，非是莫得見者。人問所傳，止有《太祖實錄》。國初，人樸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學因以廢失。正德以後，始有纂為一書附於野史者。大抵草澤之所聞，與事實絕遠，而反行於世。世之不見《實錄》者，從而信之。萬曆中，天子蕩然無諱，於是《實錄》稍稍傳寫流布。至於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數千金之家，不能購。以是野史日盛，而謬悠之談偏於海內。
蘇之吳江有吳炎、潘檉章二子，皆高才。當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並棄其諸生，以詩文自豪。既而曰：「此不足傳也，當成一代史書，以繼遷、固之後。」於是購得《實錄》，復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懷紙吮筆，早夜矻矻。其所手書，盈床滿篋，而其才足以發之。及數年而有聞，予乃亟與之交。二子皆居江村，潘稍近，每出入未嘗不相過。又數年，潘子刻《國史考異》三卷，寄予於淮上，予服其精審。又一年，予往越州，兩過其廬。及予之昌平、山西，猶一再寄書來。
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鑨，目雙盲，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丘失明乃著《國語》」之說，奮欲著書。其居，鄰故閣輔朱公國楨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志狀疏草，命胥鈔錄凡數十帙，未成而卒。廷鑨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為《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鑨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允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產，獨中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為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吳、潘盛名，引以為重，列諸參閱姓名中。
書凡百餘帙，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辭，未經刪削者。莊氏既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贓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教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盡子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及弟姪等，並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並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鑨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所殺七十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難。
當鞫訊時，或有改辭以求脫者。吳子獨慷慨大罵，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罵亦不辨。其平居孝友篤厚，以古人自處，則兩人同也。予之適越，過潘子。時余甥徐公肅，新狀元及第。潘子規余，慎無以甥貴，稍貶其節，余謝不敢。二子少余十餘歲，而予視為畏友，以此也。方莊生作書時，屬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難。二子所著書若干卷，未脫稿，又假予所蓄書千餘卷，盡亡。
予不忍二子之好學篤行而不傳於後也，故書之。且其人實史才，非莊生者流也。
王君以崇禎十四年卒。後三年國變，王君之子璣流寓於吳，又一年而不孝始識王生，因以知王生之人與其世德之概。與王生交一年，而王生以狀請銘，不孝以母未葬，弗敢作也。又一年，卜葬，葬有日，而王生復來請銘，不孝不獲辭而銘之。
君諱時沐，字惟新。其先歙之澤富人。在唐曰秘閣校正希羽，十七傳至名關者，避元亂徙而東，為龍溪始祖，又八傳至於君。君大父諱福鳳，始業行鹽，父諱正寵，承其業，以至於君。君以其故不克讀書。然君雖業鹽，而孝友、急公好施，有遠見，能自樹，乃過於世之君子。若所云事其慈母與父妾盡禮，而友愛弟時洸終其身，則其孝友也。祖墓之木為不肖者伐，且鬻其旁地，君為捐金贖之；澤富有宗祠，君重作之龍溪，其急大義也。叔正完客杭而病，曰：於我葬；外舅卒，遺孤一人，曰：於我長。其他恤人窮，振人困多類是，是其好施也。同事欲因君請院司據西龍為鹽窩，君止之。無何，並抵罪，西龍商獨免，其有遠見也。好從士君子而恥謁貴人，邑有司欲賓之，不就，其能自樹也。凡此皆余之所信於王生者也。君享年六十有七，娶朱氏，子四：長璣，杭州府錢塘縣學生員，次文秩，次文秋，次文杞。孫六，曾孫二。以卒之年十二月甲子，葬於其里象山之麓。蓋王氏中世為商，而通經義思用之天下者，自璣始。自君之沒而家益落，璣遂走京師，歷薊，抵寧遠，觀列邊之大勢。每以大計幹當事者，不用，轉客東萊，而聞京師之變，哭先皇帝於萊山之陽。馳至南都，而公卿又無下士者，遂僦居於吳，著《信書》一編以示余，而為之太息焉，此固宋之遺臣所隱晦而不敢筆之書者也。而王生之不撓於時若此，其抱濟物之才而發憤於大義又若此，非世德之遺而能然乎！銘曰：
不知其人視其子。子為信人為節士。嗚呼君兮永宅此！
往余在吳中，常鬱鬱無所交，出門至於淮上，臨河不度，徬徨者久之，因與其地之賢人長者相結，而王君起田最與余善，自此一二年或三四年一過也。
王君與余同年月生，而長余二十餘日，其行事雖不同而意相得，凡余心之所存，及其是非好惡無不同者。雖不學古而暗合於義，仁而愛人，樂善不倦，其天性然也。生八歲而孤，事母孝，事其兄恭，其居財也有讓。少為帖括之學，及中年，遂閉戶不試。家頗饒，每受人之負，折券不較，以是其產稍落，而四方賓客至者，未嘗不與之周旋。當余在太原，而余友潘力田死於杭，係累其妻子以北。少弟耒年十八，孑身走燕都，介余一蒼頭以見王君。王君曰：：「我固聞之。寧人嘗與我言，潘君力田，賢士也，不幸以非命終。而寧人之友之弟，則猶之吾弟也。」迎而舍之。比其歸也，則曰：「家破矣，可奈何！吾有女年且笄，將婿子。」間二年，耒遂就昏。王君與耒非素識也，特以寧人之友故，而余在遠，弗及為之從臾也。每為余言：「子行遊天下二十年，年漸衰，可已矣！幸過我卜築，一切居處器用，能為君辦之。」逡巡未果。而別君之日，持觴送我大河之北，留一宿，視余上馬，為之出涕，若將不復見者。乃明年，余遂有山東之厄；而海、岱以南地大震，君亦為里中兒所皞齕，意不自得。又明年六月庚午，君卒。惟君生平以朋友為天倫，其待余如昆弟，而余以窮厄蹇連，無能申大義於詐愚淩弱之日者。以十九年之交，再三之約，而不獲與之分宅卜鄰，同晨共夕；其終也，又不獲視其含斂而撫其遺孤。籲，可悲矣！君諱略，字起田，淮安山陽人。家清江浦之南，卒時年五十七。娶方氏，子一，寬。將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之先塋，而子婿耒以狀及寬書來，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少而孝，長而恭。好禮而敦，樂善而從，為義勇而與人忠。胡天不吊，而降此鞠凶！士絕弦，有罷舂。以斯銘，告無窮。
關中故多豪傑之士，其起家商賈為權利者，大抵崇孝義，尚節概，有古君子之風，而士人獨循循守先儒之說不敢倍。嘉靖中，高陵、三原為經生領袖，其後稍衰。而一二賢者猶能自持於新說橫流之日，以余所聞李君，蓋可謂篤信好學而不更其守者邪？
李氏之先，山西之洪洞人，元時遷美原，洪武初，縣廢，為富平人。數傳至君之曾祖諱朝觀者，為邊商，以任俠著關中，與里豪爭渠田，為皞齕以死。而君之祖諱希奎，走闕下上書訴，天子直其事，大猾以次就法，報父仇，名動天下，乃其家遂中落。至君之考諱效忠，中武舉，稍復振。君始以文補邑諸生。君少而剛方，績學不怠。當萬曆之末，士子好新說，以莊、列百家之言竄入經義，甚者合佛老與吾儒為一，自謂千載絕學。君乃獨好傳注，以程、朱為宗。既得事恭定馮先生，學益大進。君事親孝，其於諸父昆弟恭而有讓，待人以嚴而引之於道，治家冠婚喪祭一如禮法，以是年雖少，鄉人重之如王彥方、黃叔度焉。崇禎七年四月壬午以疾卒，年二十七。君卒之三月，而關中大亂。君之考武舉君以哭子繼君以沒。而寇至里中，妣楊氏與族人登樓，並焚死。李氏之門合良賤死者八十有一人。嗚呼，慘矣！而孤子因篤方三歲，迪篤二歲，從其母田氏走之外家以免。其後因篤既長，乃折節讀書，已為諸生，旋棄之。為詩文，有聞於時，而尤潛心於傳注之書，以力追先賢。蓋近年以來關中士子為《大全》《蒙引》之學者，自君父子倡之。君沒越十有三年，十月癸酉，因篤始葬君於韓家村東南之新阡。因篤既與昆山顧炎武為友，且數年，而曰：「吾先人之墓石未立，將屬之子。」炎武不敢辭，乃為之撰次，其詳則因篤之狀存焉，君諱映林，字暉天。其沒也，鄉人私諡曰貞孝先生。孫男三人：漢、渭、泗。銘曰：
李氏之先，以節俠聞。及至於君，乃續斯文。刊落百氏，以入聖門。好義力行，鄉邦所尊。何不永年，遭室之焚。有封若堂，於韓之原。惟德繩繩，在其後昆。
伏念臣草野微生，干戈餘息。行年五十，慨駒隙之難留；涉路三千，望龍髯而愈遠。茲當忌日，祗拜山陵。履雨露之方濡，實深哀痛；眷松楸之勿剪，猶藉神靈。敢陳於沼之毛，庶格在天之馭。臣某謹言。
自違陵下，即度太行，遠歷關河，再更寒暑。茲以孟秋之望，重修拜奠之儀。身先旅雁，過絕塞而南飛；跡似流萍，隨百川而東下。感河山之如故，悲灌莽之方深！庶表忱思，伏祈昭鑒！
臣炎武，臣因篤，江左豎儒，關中下士。相逢燕市，悲一劍之猶存；旅拜橋山，痛遺弓之不見。時當春暮，敬擷村蔬，聊攄草莽之心，式薦園陵之事。告四方之水旱，及此彌年；乘千載之風雲，未知何日？伏惟昭格，俯鑒丹誠！
自違陵下，今又八年。落關河，差池烽火，想遺弓而在望，懷短策以靡前。每屆春秋，獨泣蒼梧之野；多更甲子，仍憐絳縣之人。朔氣初收，光風漸轉，敬羞蕰藻，重展松楸。雖鼎俎之久虛，幸罘罳之未壞。黃圖如故，乍驚失鹿之辰；白首無歸，終冀攀龍之日。仰憑明命，得遂深祈。
蓋聞宣氣為山，眾阜必宗乎喬嶽；明徵在聖，群言實總於真儒。自夫化缺三雍，風乖四始，兩漢而下，雖多保殘守缺之人；六經所傳，未有繼往開來之哲。惟絕學首明於伊雒，而微言大闡於考亭，不徒羽翼聖功，亦乃發揮王道，啟百世之先覺，集諸儒之大成。然而代運當屯，蓍占得遁。官方峻直，難久立於朝端；祠祿優遊，每自安於林下。眷此雲臺之側，實為寄祿之邦。子靜書中，羨希夷之舊隱；《啟蒙》序末，題真逸之新名。雖風聲遠隔於殊方，而道德實同乎一統。家傳戶誦，久已無間寰區；春祀秋嘗，獨此未瞻廟貌。於是邑之薦紳耆舊，以及學士青衿，無不博考遺編，深嗟闕典，睇琳宮之絢爛，悲木鐸之幽沉。爰有廷揆張君、山史王君搜采於前，子德李君、適之宋君宣揚於後；而會炎武跋涉關河，留連原珝，發遐情於五嶽，尋墜緒於千年。即雲臺舊院之西，度香火專祠之地，重邀茂宰華陰令遲維城，讚此良圖。萃人力以作新，捐緡錢而倡導，卜神涓吉，庀材效工。右帶流泉，來惠風之習習；前憑嶽麓，狀盛德之峨峨。將使俎豆增崇，章逢無絕，敬泚衰蕪之筆，式陳邪許之辭。
法不變，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變之勢，而猶諱其變之實，而姑守其不變之名，必至於大弊。今日之軍制，可謂高皇帝之軍制乎？其名然，其實變矣。而上下相與守之至於極，而因循不改，是豈創制之意哉？
高皇帝云：「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自今言之，費乎不費乎？百萬之兵安在乎？而猶以為祖制則然，此所謂相蒙之說也。嘗考古《春秋》《周禮》寓兵於農之說，未嘗不喟然太息，以為判兵與農而二之者，三代以下之通弊；判軍與兵而又二之者，則自國朝始。夫一民也，而分之以為農，又分之以為兵，是一農而一兵也，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為軍，又分之以為兵，是一農而二兵也，愈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為衛兵，又分之以為民兵，又分之以為募兵，是一農而三兵也，又益弗堪。不亟變，勢不至盡驅民為兵不止；盡驅民為兵，而國事將不忍言矣。二祖之制：京師設都督府五，衛七十二；畿甸設衛五十；各省設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二百十有一；邊徼設宣慰安撫長官司九十五，番夷都司衛所百有七。以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給軍田，立屯堡，且耕且守。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官俸，及城操之軍有儆，朝發夕至。若是，天下何病乎有兵，而又烏乎復立兵？久安弛備，政圮伍虛。正統末，始令郡縣選民壯。弘治中，制里僉二名若四五名，有調發，官給行糧。正德中，計丁糧編機兵銀，人歲食至七兩有奇，悉賦之民。此謂之機快民壯。而兵一增，制一變。又久備益弛，盜發雍豫，蔓延數省。民兵不足用，募新兵倍其糈，以為長征之軍，而兵再增，制再變。屯衛者曰：我烏知兵？轉漕耳，守禦非吾任也。故有機壯而屯衛為無用之人。民壯曰：我烏知兵？給役耳，調發非吾任也。故有新募而民壯為無用之人。臣嘗合天下衛所計之，兵不下二百萬。國家有兵二百萬，可以無敵，而曾不得一人之用；二百萬人之田，不可謂不贍，而曾不得一升一合之用。故曰：高皇帝之法亡矣。然則將盡衛所之軍而兵之，官而將之乎？曰不能。抑將盡衛所之軍而廢之，田而奪之乎？曰不能。
請於不變之中，而寓變之之制，因已變之勢，而復創造之規。舉尺籍而問之，無缺伍乎？缺者若干人？收其田，以新兵補之。大集伍而閱之，皆勝兵乎？不勝者免，收其田，以新兵補之。五年一閱，汏其羸，登其銳，而不必世其人。若然，則不費公帑一文，而每衛可得若干人之用，推之天下，二百萬之兵可盡復也。矧今日駐蹕南中挽漕之卒，歲省數倍，以為兵則強，以為農則富，而不及時之宜一為變通，俾此百十萬人襲兵之名，糜兵之食，而不能張弮注矢，為國家毫毛之用，是國家長棄此百十萬人，並此百十萬人之田，而終世不復也。則物力烏得不詘？軍政烏得不窳？又何以兆謀敵愾，成克復之勳哉？
昔之都於南者，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凡八代。
當吳之世，三方鼎峙，西以巴邱，北以皖城、濡須為境。迨其亡也，則以長江之險，先為晉有。永嘉南渡，荊、豫、青、兗及徐之半入於劉石，梁、益入於李雄，以合淝、淮陰、壽陽、泗口、角城為重鎮。至苻、姚、慕容之亂，始得青、兗、梁、益，而宋因之。及元嘉北伐，碻磝喪師，佛狸之馬，屯於瓜步，於是乎守江矣。拓跋奄有中原，齊梁嗣主江左，淮南北並為戰場。太清內禍，承聖尋兵，齊略淮南，魏收蜀漢，而江陵淪陷。陳氏軼興，西不得蜀漢，北失淮淝，以長江為境，於是乎守江矣。幅員日狹，國祚彌短，采石京口同時並濟，卒並於隋。南唐既失淮南，亦以江為境，國遂不支。宋都臨安，與金人盟，中淮流為界，西拒大散關，端平滅金蔡州，挑兵蒙古。寶祐失蜀，咸淳失襄樊，元兵南下，幼主銜璧，豈非大勢然耶？
嘗歷考八代興亡之故，中天下而論之，竊以為荊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領。而兩淮山東，其背也。蜀據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仆從之。蜀為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並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為我敵則危。王濬自巴丘東下，劉整謀取蜀以規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輯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之間，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趙鼎言：經營中原自關中始，經營關中自蜀始，幸蜀自荊襄始。陳亮言：荊襄據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關洛，楚人用之虎視齊晉，與秦爭帝。東晉以來，設重鎮以扼中原。孟珙言：襄樊，國之根本，百戰復之，當加經理，蓋宋人之論如此。及元取宋，果自襄陽樊城以度鄂，故以天下之力圍二城者五年，及其渡江，不二年而取臨安矣。故無蜀猶可以國，東晉是也；無荊襄不可以國，楚去陳徙壽春是也。無淮南北，而以江為守則亡，陳之禎明、南唐之保大是也。故厚荊襄急。古之善守者，所憑在險，而必使力有餘於險之外，守淮者不於淮，於徐泗；守江者不於江，於兩淮。此則我之戰守有餘地，而國勢可振。故阻兩淮急。
或曰，高皇帝嘗以南取北矣，而何廑廑守之謂？愚曰固也。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遊而後可以制人。英雄無用武之地，則事不集。且人知高皇帝之都金陵，而不知高皇帝之所以取天下，當江東未定，先以大兵克襄漢，平淮安，降徐宿，而後北略中原，此用兵先得地勢也。且楚之霸也在邲；漢高之起自沛入秦，自南陽析酈；光武起自南陽；宋武滅南燕，自淮入泗，滅秦自汴入河，此皆古來以南伐北之明證，有地利而後動者也。如愚之策，聯天下之半以為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則雖有苻秦百萬之師，完顏三十二軍之眾，不能窺我地；而蓄威固銳，以伺敵人之暇，則功可成也。此戰守兼得之謀，而用兵之上術也。
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國亦然。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烏氏、橋姚以畜牧而比封君，此以家富也。棄穎栗而邰封，非子蕃息而秦胙，此以國富也。事有策之甚迂，為之甚難，而卒可以並天下之國，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嘗讀宋魏了翁疏，以為：「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唯務農積穀為要道。」又言：「有屯田，有墾田。大兵之後，田多荒萊，諸路閑田當廣行招誘，令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獲之實效，往往多於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辟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強。請無事屯田之虛名，而先計墾田之實利。募土豪之忠義者，官為給助，隨便開墾，略計所耕可數千頃，明年此時便收地利，可食賤粟。況耕田之，又皆可用之兵，萬一有警，家自為守，人自為戰，比於倉卒遣戍，亦萬不侔。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悍之兵；不惟可以制虜，而又以防他盜之出入。不數年間，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愚以為此正今日之急務。夫承平之世，田各有主，今之中土，彌漫蒿萊，誠田主也疾力耕，不者籍而予新，不可使吾國有曠土，若是人必服，一易；屢豐之日，視粟為輕。今干戈相承，連年大饑，人多艱食，必勸於耕，二易；古之邊屯多於沙磧，今則大河以南厥士塗泥。水田揚州，陸田潁壽，修羊杜之遺跡，復上元之舊屯，三易；久荒之後，地力未泄，粟必倍收，四易。然而有三難：大農告絀，出數十萬金錢求利於四三年之後，一難；朝不能久任，人不甘獨勞，蘄以數年之力專任一人，二難；天有旱澇，歲有豐凶，若何承矩之初年種稻，霜早不成，幾於阻格，三難。愚請捐數十萬金錢，予勸農之官，毋問其出入，而三年之後，以邊粟之盈虛貴賤為殿最。此一人者，欲邊粟之盈，必疾耕，必通商，必還定。安集邊粟而盈，則物力豐，兵丁足，城圉堅，天子收不言利之利，而天下之大富積此矣。
莫善於國朝之錢法，莫不善於國朝之行錢。
考之史：景王鑄大錢，周錢蓋一變。漢承秦半兩，已為莢錢，為四銖，為三銖，為五銖，為赤仄，為三官。逮於靈、獻，為四出，為小錢。漢錢凡九變，唐鑄開通，已更鑄大錢，則有乾封、乾元，重棱，唐錢凡四變。宋倣開通舊式，西事起鑄大錢，崇寧鑄當十，嘉定鑄當五，又雜用鐵錢、交子、會子，而法彌弊。宋錢亦三四變。每錢之變，貨物騰躍，輕重無常，而民苦之。國朝自洪武至正德十帝而僅四鑄，以後帝一鑄，至萬曆而制益精，錢式每百重十有三兩，輪郭周正，字文明潔，蓋倣古不愛銅惜工之意。而又三百年來無改變之令，市價有恒，錢文不亂，民稱便焉。此錢法之善也。然至於今，物日重，錢日輕，盜鑄雲起，而上所操以衡萬物之權，至於不得用，何哉？蓋古之行錢者，不獨布之於下，而亦收之於上。漢律：人出算百二十錢，是口賦之入以錢。《管子·鹽策》：「萬陣之國，為錢三千萬。」是鹽鐵之入以錢。商賈緡錢四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是關市之入以錢。令民占賣酒，租升四錢，是榷酤之入以錢。隆慮公主以錢千萬為子贖死，是罰鍰之入以錢。晉氏南渡，凡田宅奴婢馬牛之券，每直一萬稅四百，是契稅之入以錢。張方平言屋廬正稅茶鹽酒醋之課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之法，以斂天下之錢而上之，賚予祿給，慮無不用。錢自上下，自下上，流而不窮者，錢之為道也。今之錢則下而不上，偽錢之所以日售，而制錢日壅，未必不由此也。請略倣前代之制，凡州縣之存留支放，一切以錢代之。使天下非制錢不敢入於官而錢重。錢重，而上之權重。賈山有言：「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故計本程息之利小，權歸於上之利大。今市肆之錢惡，而制錢亦與俱惡，以故市肆之錢賤，而制錢亦與俱賤。是上無權，以下為權也。上亦何利之有？此無他，上不收錢，錢不重也。愚故曰：莫不善於今之行錢，是賈生所謂「退七福而行博禍」者也。
人之大倫曰君臣，曰父子。臣事君，猶子事父也，苟為父報仇，則必甘心焉而後已。甘心焉而後已者，於凡人可也，於君則有不得以行之者矣。
太史公言子胥鞭楚平王之屍，《春秋傳》不載，而予因以疑之。疑春秋以前無發塚戮屍之事，而子胥亦不得以行之平王也。鄭人為君討賊，不過斫子家之棺而已。齊懿公掘邴歜之父而刖之，衛出公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傳》皆書之以著其虐，是春秋以前無發塚戮屍之事也。平王固員之父仇，而亦員之君也。且淫刑之罪，孰與篡弑？一人之仇，孰與普天？報怨之師，孰與討賊？唐莊宗尚不加於朱溫，而子胥以加之平王，吾又以知其無是事也。考古人之事必於書之近古者。《穀梁傳》云：「吳入楚，撻平王之墓。」賈誼《新書》亦云：「《呂氏春秋》云：鞭荊平之墓三百。」《越絕書》云：「子胥操捶笞平王之墓。」《淮南子》云：「闔閭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而《季布傳》亦言：「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墓也。」蓋止於鞭墓，而傳者甚之以為鞭屍，使後代之人，蔑棄人倫，仇對枯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王莽發定陶恭王母丁姬之塚，慕容雋投石虎屍於漢水，姚萇倮撻苻堅，薦之以棘，王頒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楊璉真珈取宋諸帝之骸，與牛馬同瘞，或快意於所仇，或肆威於亡國，未必非斯言取之也。然則鞭墓可乎？亦曰：員之所以為員而已矣。
與治之先自吳郡。洪武中，以貲徙都下，遂為金陵人。從曾祖華玉先生，官至南京刑部尚書，以文章聞於代。至與治亦號能詩。
當崇禎之世，天下多故，陪京獨完，得以餘日賦詩飲酒，極意江山，流連卉木，騁筆墨之長，寫風騷之致。晚值喪亂，獨身無子，迫於賦役，困躓以終。今讀其詩鬱紆淒惻，有郊島之遺音焉。余兄事與治，曩北行時，謂與治曰：「兄平生作詩多散軼，今老矣，可無傳乎？」與治曰：「有一編在故人沈子遷所，其他稿雜舊笥中，病未理也。」余行三歲乃歸，次揚州，而與治卒。宣城施尚白欲集其詩刻之，未果。明年冬，余過六合，子遷出其一編並所搜輯者共二百六十首，余為刪其大半，授子遷刻之。
嗚呼！士之生而失計，不能取舍，至有負郭數頃，不免饑寒以死，而猶幸有故人錄其遺詩，以垂名異日，君子之所以貴乎取友也如是。與治名夢遊，前貢士。其書法尤為時所重云。
與方子定交自單閼之歲，今且六年。余客鍾山而方子亦僑居雲間，不數數見。頃冬春之際，余以仇家之訟至雲間，逆旅中困不自聊，而方子時時相過慰藉，與余周旋兩月，因出其詩草示余。讀之，如聽河上之歌，令人感慨欷歔而不能止也。方子生於楚，長於吳，以絕群之姿，遭離困厄，發而為言，磊塊歷落，自其所宜。余獨喜方子之詩在楚無楚人剽悍之氣，在吳無吳人浮靡之風；不獨詩也，其人亦然。
夫方子以妙年軼才，當天下有事之日，明習掌故，往往為設方略，可見之行，豈獨區區稱能言之士哉！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若方子者，吾望其能從政繼先公為名臣矣。
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亂後多有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藳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云爾。
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誌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為一集曰《備錄》。年來糊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為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
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於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於充棟矣。而淫於禪學者實多，然其說蓋出於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於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於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說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跡，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說固源於宋之三家也。
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後》也，其在於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夫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得不有望於後之人也夫！
余為《唐韻正》，已成書矣。念考古之功，實始於宋吳才老，而其所著《韻補》，僅散見於後人之所引而未得其全。頃過東萊任君唐臣，有此書，因從假讀之月餘。其中合者半，否者半，一一取而注之，名曰《韻補正》，以附《古音表》之後。如才老可謂信而好古者矣。後之人如陳季立、方子謙之書，不過襲其所引用，別為次第而已。今世甚行子謙之書，而不知其出於才老，可歎也。然才老多學而識矣，未能一以貫之，故一字而數葉，若是之紛紛也。夫以余之譾陋，而獨學無朋，使得如才老者與之講習，以明六經之音，復三代之舊，亦豈其難，而求之天下，卒未見其人，而余亦已老矣，又焉得不於才老之書而重為之三歎也夫！
國家當危亂之日，未嘗無能任事之人，而嘗患於不用；用矣，患不專；用之專且效矣，患於輕徙其官，使之有才不得遂其用，以至於敗，而國隨之。若總督兵部尚書孫公之事，可悲矣！
方崇禎朝，流賊為秦患且五六年，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於是兵且日增而餉絀。公以為國家之所以足軍食者，屯田也。承平既久，而額設之田乃為權豪有力者所據，以至隱占侵沒，弊孔百出而軍食虧；軍食虧，而國家且不得一軍之用，是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隱占侵沒之人也。於是下令清屯，健丁一授田百畝，免其租，課其餘地，分為三等，徵糧濟餉。先行之於西安三衛，而軍果大嘩，斬李進成等七人而後定。持之不變，期月之間，所清厘而歸之天子者，計兵得九千餘，餉銀一十四萬。天子為降詔褒賞進秩，而關中之賊或斬、或擒、或撫。三年，關中幾無賊矣。而東邊告急。天子用武陵楊公之言，召公入援。遂用之督師薊州，又移之保定，而公請陛見，不許，因以病辭，且得罪，下獄。及賊陷襄雒，復出公總督軍務，公至關中而事已不可為矣。使當日用他將統勤王之師，而自陝以西悉委之公，十年而奏其效，則他邊方雖潰敗，而公必能為國家保有關中，以待天子；且使賊不得關中，必不敢長驅而向闕也。一詔移公，而國之存亡乃判於此。予讀公《清屯疏》及文移而深有感焉。公之子世瑞、世寧，請為公立傳，而功狀缺佚，不得其詳。故特舉其大者書之於此，以見公以一身而係天下之重。然則天下未嘗無人，而患於不用；又患於用之而徙。用徙之間無幾何時，而大事已去，此忠臣義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嗚呼！先帝末年之事，可勝歎哉！
苕文汪子刻集，有《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世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內行淳備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
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當過情之譽，而同學之士，有苕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
夙仰鴻名，未獲奉教，良深傾仰。
茲有白者：閶門外義學一所，中奉先師孔子，旁以寒宗始祖黃門公配食。黃門，吳人，而此地為其讀書處，是以歷代相承，未之有改。嘗為利濟寺僧所奪，寒宗子姓訟而復之，史郡伯祁撫台記文昭然可據，非若鄉賢祠之列置前獻，可以遞增也。近日瞻拜間，忽添一盧尚書牌位。不勝疑訝，問之典守，則云：有令侄欲為奉祀生員，而借托於此者。夫尚書為君家始祖，名德著聞，與我祖黃門豈有優劣？然考尚書當日固嘗從祀學宮，而嘉靖九年奉旨移祀其鄉矣。尚書之鄉為涿郡涿縣，則今之涿州也；尚書之官為九江廬江二郡太守，則今之廬州壽州也。《漢史》本傳尚書當日足跡從未至吳，既非吳人，又非吳官，為子孫者欲立家祠，自當別創一室，特奉一主，而逼處異姓之卑宮，援附無名之血食，於義何居？夫吳中顧陸，河北崔盧，並是名門，各從本望。天下之忠臣賢士多矣，國家之制，止於名宦鄉賢，是以《蘇州府志》載本郡氏族一卷，有顧無盧；載本郡祠廟一卷，有顧野王而無盧某。府誌出自君家教諭所修，乃猶不敢私為出入，豈非前哲之公心，史家之成法，固章章若此乎？夫國乘不書，碑文不紀，憲冊不載，邦人不知，既非所以章先德而崇大典，又況几筵不設，爐供不具，而以尺許之木主，側置先師之坐隅，於情為不安，於理為不順。寒宗子姓嘖有繁言，不佞謂范陽大族，豈無知禮達孝之士，用敢直陳於左右，伏祈主持改正，使兩先賢各致其尊崇，而後裔得免於爭訟，所全實多矣。臨楮翹切！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為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
竊以為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為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讚、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為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為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夫。楊子有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少聞則無約也，少見則無卓也。」此其語有所自來，不可以其出於子雲而廢之也。世之君子苦博學明善之難，而樂夫一超頓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無人而不論學矣，能弗畔於道者誰乎？相去千里，不得一面，敢率其胸懷，以報嘉訊，幸更有以教之。
羈旅之人，疾病顛連，而托跡於所知，雖主人相愛，時有蔬萊之供，而饔飧一切自給，在我無怍，於彼為厚，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張兄之請，則事體迥然不同。必如執事所云：有實心向學之機，多則數人，少則三四人，立為課程，兩日三日一會，質疑問難，冀得造就成材，以續斯文之統，即不能盡依白鹿之規，而其遺意須存一二，恐其未必辦此，則徒餔啜也，豈君子之所為哉！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不可不慎！廣文孫君與弟有舊，同張兄來此，劇論半日，當亦知弟為硜硜踽踽之人矣。
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
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繼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診脈，云尚可得子，勸令置妾，遂於靜樂買之。不一二年而眾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侄議定，即出而嫁之。嘗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為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為君子者乎？」愚無以應也。又少時與楊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亡後，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買妾二人，三五年間目遂不能見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夭亡，究同於伯道。此在無子之人猶當以為戒，而況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者乎？有曾孫而復買妾，以理言之，則當謂之不祥；以事言之，則朱子斗詩有所謂《好人歎》者，即西安府人，殷鑒不遠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於弟，有目疾同於子常，有曾孫同於西安之「好人」，故舉此為規，未知其有當否？
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鑒》後，即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略。然憂患之餘，重以老耄，不談此事已三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悉為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
承吾甥來劄惓惓勉以一代文獻，衰朽詎足副此！既叨下問，觀書柱史，無妨往還，正未知絳人甲子，郯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諭旨；烹弘羊之論，屢見於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吊，大命忽焉，山嶽崩頹，江河日下，三風不儆，六逆彌臻。以今所睹國維人表，視昔十不得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厀之謨，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者，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為千秋金鏡之獻也。關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尚煩戎略，飛芻挽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營千里，於是強者鹿鋌，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河，並村而張旗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瀣餐霞，足怡貞性，登岩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即魚潛之非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托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興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歎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謠。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時示以音問，不悉。
想年來素履康豫，盛德日新，而愚所深服先生者，在不刻文字，不與時名。至於朋友之中，觀其後嗣，象賢食舊，頗復難之。郎君博探文籍而不赴科場，此又今日教子者所當取法也。人苟遍讀五經，略通史鑒，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為聲利所迷而不悟耳。
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汙，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若《音學五書》，為一生之獨得，亦足羽翼六經，非如近時拾沈之語，而亦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已刻之淮上矣。平生誌行，知己所詳，惟念昔歲孤生，漂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灶。且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未見君子，猶吾大夫，道之難行，已可知矣。爾乃徘徊渭川，留連仙掌，將營一畝，以畢餘年，然而霧市雲岩，人煙斷絕，春畦秋圃，虎跡縱橫。又不能不依城堡而架椽，向鄰翁而乞火，視古人之棲山飲穀者，何其不侔哉！世既滔滔，天仍夢夢，未知此生尚得相見否？輒因便羽，附布區區。
一別廿載，每南望鄉關，屈指松陵數君子，何嘗不緬想林宗，長懷仲蔚，音儀雖闊，志向靡移。其如一雁難逢，雙魚莫寄，而故人良友存亡出處之間，又不禁其感涕矣！
遙審素履無恙，風節彌高，已成三輔之書，獨表千秋之躅，晨星碩果，非君而誰？弟生罹多難，淪落異邦，長為率野之人，無復首丘之日。然而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今將卜居太華，以卒餘齡。百家之說，粗有窺於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於後代，此則區區自矢而不敢惰偷者也。《關中》詩五首、《寄次耕》詩一首呈覽，可以徵出處大概。昔年有纂錄《南都時事》一本，可付既足持來。尊著《流寇編年》《殉國彙編》，聞已脫稿，所恨道遠無從披讀。敬佇德音，以慰懸企！
接手紥如見故人，追念痛酷，其何以堪！古人於患難之餘，而能奮然自立，以亢宗而傳世者，正自不少，足下勉旃，毋怠！承諭負笈從遊，古人之盛節，僕何敢當！然中心惓惓，思共晨夕，亦不能一日忘也。
而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所雇從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此不足以累足下也。近則稍貸貲本，於雁門之北，五台之東，應募墾荒。同事者二十餘人，辟草萊，披荊棘，而立室廬於彼。然其地苦寒特甚，僕則遨遊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當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車、水碾、水磨之人，與夫能出資以耕者。大抵北方開山之利，過於墾荒，蓄牧之獲，饒於耕耨，使我有澤中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列子「盜天」之說，謂取之造物而無爭於人。若今日之江南，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微如蠛蠓，亦豈得容身於其間乎！文淵子春並於邊地立業，足下倘有此意，則彼中亦足以豪，但恐性不能寒，及家中有累耳。徐介白久不通書，為我以此字達之，知區區未死，宇內猶有一故人也。
異姓為後見於史者，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為朱後，惟此二人為賢，而賈謐之後充，則有莒人滅鄫之議矣。惟《晉書》有一事與君家相類，云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為周氏所養。周氏自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敷陳古事，卒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為當。然亦未可引以為據，以經典別無可證也。
比在關中，略仿橫渠藍田之意，以禮為教。夫子嘗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然則君子之為學，將以修身，將以立命，舍禮其何由哉？
吾之先元歎丞相在吳先主朝，以嚴見憚，先主每言：「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吾見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為心，而其教不肅，故欲反其所為。《衛詩》言武公之德曰：「瑟兮僴兮，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倘有如阮籍之徒，猖狂妄行，而嫉禮法為仇讎者，則亦任之而已。憶昔萬曆庚申，吾年八歲，今年元旦作一對曰：「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便中有字與吳門，可代為錄此，與一二耆舊知心者觀之，知此迂拙之叟猶在人間耳。一詩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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