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释字第509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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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释字第510号解释 |
此释宪文为中华民国在言论自由发展上一篇重要文献
解释字号释字第 509 号 解释日期民国 89年7月7日 解释争点刑法诽谤罪之规定违宪？ 资料来源司法院公报 第 42 卷 9 期 1-30 页总统府公报 第 6354 号 4-40 页守护宪法 60 年 第 61-63 页 相关法条中华民国宪法 第 11、23 条 ( 36.12.25 ) |
解释文
[编辑]言论自由为人民之基本权利，宪法第十一条有明文保障，国家应给予最大限度之维护，俾其实现自我、沟通意见、追求真理及监督各种政治或社会活动之功能得以发挥。惟为兼顾对个人名誉、隐私及公共利益之保护，法律尚非不得对言论自由依其传播方式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三百十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诽谤罪即系保护个人法益而设，为防止妨碍他人之自由权利所必要，符合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条第三项前段以对诽谤之事，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罚，系针对言论内容与事实相符者之保障，并藉以限定刑罚权之范围，非谓指摘或传述诽谤事项之行为人，必须自行证明其言论内容确属真实，始能免于刑责。惟行为人虽不能证明言论内容为真实，但依其所提证据资料，认为行为人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者，即不能以诽谤罪之刑责相绳，亦不得以此项规定而免除检察官或自诉人于诉讼程序中，依法应负行为人故意毁损他人名誉之举证责任，或法院发现其为真实之义务。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条第三项与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之旨趣并无抵触。
理由书
[编辑]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之言论自由应予保障，鉴于言论自由有实现自我、沟通意见、追求真理、满足人民知的权利，形成公意，促进各种合理的政治及社会活动之功能，乃维持民主多元社会正常发展不可或缺之机制，国家应给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惟为保护个人名誉、隐私等法益及维护公共利益，国家对言论自由尚非不得依其传播方式为适当限制。至于限制之手段究应采用民事赔偿抑或兼采刑事处罚，则应就国民守法精神、对他人权利尊重之态度、现行民事赔偿制度之功能、媒体工作者对本身职业规范遵守之程度及其违背时所受同业纪律制裁之效果等各项因素，综合考量。以我国现况而言，基于上述各项因素，尚不能认为不实施诽谤除罪化，即属违宪。况一旦妨害他人名誉均得以金钱赔偿而了却责任，岂非享有财富者即得任意诽谤他人名誉，自非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之本意。刑法第三百十条第一项：“意图散布于众，而指摘或传述足以毁损他人名誉之事者，为诽谤罪，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罚金”，第二项：“散布文字、图画犯前项之罪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系分别对以言词或文字、图画而诽谤他人者，科予不同之刑罚，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权益所必要，与宪法第二十三条所定之比例原则尚无违背。
刑法第三百十条第三项前段规定：“对于所诽谤之事，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罚”，系以指摘或传述足以毁损他人名誉事项之行为人，其言论内容与事实相符者为不罚之条件，并非谓行为人必须自行证明其言论内容确属真实，始能免于刑责。惟行为人虽不能证明言论内容为真实，但依其所提证据资料，认为行为人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者，即不能以诽谤罪之刑责相绳，亦不得以此项规定而免除检察官或自诉人于诉讼程序中，依法应负行为人故意毁损他人名誉之举证责任，或法院发现其为真实之义务。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条第三项与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之旨趣并无抵触。
刑法第三百十一条规定：“以善意发表言论，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罚：一、因自卫、自辩或保护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务员因职务而报告者。三、对于可受公评之事，而为适当之评论者。四、对于中央及地方之会议或法院或公众集会之记事，而为适当之载述者。”系法律就诽谤罪特设之阻却违法事由，目的即在维护善意发表意见之自由，不生抵触宪法问题。至各该事由是否相当乃认事用法问题，为审理相关案件法院之职责，不属本件解释范围。
大法官會議主 席 翁岳生
大法官 劉鐵錚
吳 庚
林永謀
施文森
孫森焱
陳計男
曾華松
董翔飛
楊慧英
戴東雄
蘇俊雄
黃越欽
賴英照
謝在全
意见书
[编辑]协同意见书
[编辑]蘇大法官 俊雄
多数意见通过的解释文，对刑法第三一０条第三项就诽谤罪所设定之客观处罚条件做了进一步的合宪法律解释，从而肯定刑法第三一０条处罚诽谤行为之立法，尚符合宪法第十一条及第二十三条规范意旨；就此解释结论，本席亦表赞同。惟对国家一方面必须保障言论自由，而他方面又必须满足对人民人格名誉权益加以适当保护之义务要求的两难情况下，对于此际所面临的“基本权冲突”问题，究应如何解决﹖这项课题于立法上及法律的解释适用上，又应如何考量﹖就此多数意见通过的解释文及解释理由，于论理说明上恐未尽明确。
另查言论自由，就个人之自我实现以及政治社会生活的活泼发展而言，均至关重大，理应于立宪法秩序下，受到最大限度之保障；从而，针对限制言论自由 (特别是言论内容 )之法规范的违宪审查，自应采取最为严格之审查标准，俾确保此项规范意旨之贯彻。不过，系争的法律规范因另涉及基本权冲突问题的价值权衡，基于功能法的考量，释宪机关恐仍应适度尊重具有民主正当性之立法者所为的价值权衡；故本案于审查标准的择取上乃必须有所修正。可惜对于此项基本审查立场，多数意见未能于解释理由中适切阐明，致令本件解释致力探求在权益平衡下赋予言论自由最大保障之苦心美意，恐难为社会大众所明确感知，甚或怀疑大法官保护言论自由之用心不足。为填补上述二点缺憾，爰提出协同意见书，补充说明如次：
一 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之基础理论
多数意见通过的解释文，认言论自由有个人实现自我、促进民主政治、实现多元意见等多重功能；对此项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之基础理论说明，本席亦表赞同。惟解释文中另强调之促进“监督”政治、社会公意的功能，此对媒体来说，固不无促进新闻公正报导的作用，但是就人民意见表现之自由而言，恐引起误导，尚有予以澄清的必要。盖言论自由既攸关人性尊严此项宪法核心价值的实现，在多元社会的法秩序理解下，国家原则上理应尽量确保人民能在开放的规范环境中，发表言论，不得对其内容设置所谓“正统”的价值标准而加以监督。从而针对言论本身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好、坏、善、恶的评价，应尽量让言论市场自行节制，俾维持社会价值层出不穷的活力；至如有滥用言论自由，侵害到他人之自由或国家社会安全法益而必须以公权力干预时，乃是对言论自由限制的立法考量问题，非谓此等言论自始不受宪法之保障。故若过份强调其监督政治、社会活动的工具性功能，恐将让人误以为宪法已对言论内容之价值做有评价，甚至缩限了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范围准此，吾人固不否定言论自由确实具有促进政治社会发展之功能，但是应注意并强调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之意旨，并不受此项工具性思考所局限，更不应为其所误导。
二 基本权之冲突及其解决之道
宪法保障的不同基本权之间，有时在具体事件中会发生基本权冲突－亦即，一个基本权主体在行使其权利时，会影响到另一个基本权主体的基本权利实现。基本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也就是有两种看起来对立的宪法要求 (对不同基本权的实现要求) 同时存在；此时，必然有一方之权利主张必须退让，方能维持宪法价值秩序的内部和谐。由于宪法所揭示的各种基本权，并没有特定权利必然优先于另外一种权利的抽象位阶关系存在，故在发生基本权冲突的情形时，就必须而且也只能透过进一步的价值衡量，来探求超越宪法对个别基本权保护要求的整体价值秩序。
就此，立法者应有“优先权限” (Vorrang) 采取适当之规范与手段，于衡量特定社会行为态样中相冲突权利的比重后，决定系争情形中对立基本权利实现的先后。而释宪者的职权，则在于透过比例原则等价值衡量方法，审查现行规范是否对于相冲突的基本权利，已依其在宪法价值上之重要性与因法律规定而可能有的限制程度做出适当的衡量，而不至于过份限制或忽略了某一项基本权。至于在个案适用法律时，行政或司法机关亦应具体衡量案件中法律欲保护的法益与相对的基本权限制，据以决定系争法律的解释适用，追求个案中相冲突之基本权的最适调和。
由诽谤行为所引起的社会争议，基本上便是一种典型的基本权冲突问题；盖此际表意人所得向国家主张之言论自由防御权，会与人格名誉受侵害者所得要求国家履行的基本权保护义务，发生碰撞冲突。面对此项难题，立法者一方面必须给予受到侵扰的人格名誉权益以适当之保护，满足国家履行保护义务的基本要求，他方面亦须维持言论自由的适度活动空间，不得对其造成过度之干预限制。而在社会生活型态多样的情况下，如何妥慎区分不同的生活事实以进行细致之权衡决定，更是此项基本权冲突能否获致衡平解决的重要关键。
三 针对刑法第三一０条之违宪审查与合宪解释
基于上述的理解，对于刑法第三一０条以下有关诽谤行为之处罚规定，我们可以析绎出立法者就此所为的三项基本权衡决定：
(一)
立法者首先选择以刑法规范机制－此种干预强度较大的方式，来保护人民的人格名誉权益，使人格名誉受到侵扰之人民，得以请求国家以刑罚方式制裁相对人，而非仅透过民事赔偿制度解决其间之纷争。
(二)
立法者借由第三一０条客观处罚条件之规定，进一步设定了诽谤罪的可罚性范围。简言之，其系以言论事实陈述的“真实性”以及“公共利益关连性”两项标准，对于此际所涉及的基本权冲突情形做了类型区分，并分别做了不同的价值权衡。从而，于言论人所为的事实陈述系真实且与公共利益相关时，基于此际言论自由之保护应优先于人格名誉权益维护之价值权衡，立法者特将之排除于诽谤罪之处罚范围外；而在所为事实陈述不真实或虽真实但仅涉及私德而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情形，立法者则认为此际的人格名誉权益重于言论自由之价值，故此际侵犯到他人人格名誉法益之言论表现，必须受到刑法之制裁。
(三)
立法者另于第三一一条设定多项阻却违法事由，使法院得据以于个案中就可能的基本权冲突情形，于违法性的判断上做进一步的衡量决定。
上述立法者所为的权衡决定，固然履行了国家对于人民人格名誉权益的保护义务，并且具备宪法第二十三条就国家限制人民基本权利 (言论自由) 时所要求的目的正当性；可是其是否已对言论自由造成过度的，不必要的干预限制，毋宁仍存有相当的违宪疑义。就此，本席同意多数意见的看法，认为单从立法者选取刑法规范约制人民言论自由之作法本身，尚无法推导出系争规范已过度干预言论自由之违宪结论。因为做为可能之替代方案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固在干预强度上较为轻微，可是其是否可达到与刑法保护法益相同的有效性强度，尚非无疑义。有关诽谤行为是否应予除罪化的问题，因此仍应尊重立法者于衡量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情状后所为的政策决定，而无法迳由释宪机关代为决定。
然而，本席必须强调，如果系争规范并未针对不同类型的生活事实做出妥慎的衡量决定－亦即未将诽谤罪之处罚范围限定于必要的范围内，则该规范仍属过度侵犯人民之言论自由，而应受违宪的评价。对此，本席认为立法者以事实陈述之“真实性”以及“公共利益关连性”两项基准进行权衡的作法及其结论，固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过分执著于真实性的判别标准或对真实性为僵硬之认定解释，恐将有害于现代社会的资讯流通。盖在社会生活复杂、需求快速资讯的现代生活中，若要求行为人 (尤其是新闻媒体) 必须确认所发表资讯的真实性，其可能必须付出过高的成本，或因为这项要求而畏于发表言论，产生所谓的“寒蝉效果” (chilling effect) 。 无论何种情形，都会严重影响自由言论所能发挥的功能，违背了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意旨。另一方面，如果进而将第三一０条第三项之规定，解释为行为人必须负证明所言确为真实的责任，更无异于要求行为人必须证明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亦违反了刑事法上“被告不自证己罪”的基本原则。
为避免上开违宪状态之发生，吾人实应对第三一０条之处罚范围做严格之认定，而对第三一０条第三项规定，做取向于合乎宪法意旨的解释。从而，所言为真实之举证责任不应加诸于行为人，法院对于系争言论是否为真实仍有发现之责任；并且对于所谓“能证明为真实”其证明强度不必至于客观的真实，只要行为人并非故意捏造虚伪事实，或并非因重大的过失或轻率而致其所陈述与事实不符，皆应将之排除于第三一０条之处罚范围外，认行为人不负相关刑责。在对相关的刑法规定做出限缩解释后，本席方得出现行关于诽谤罪之规定，乃为保护人格权而对特定类型言论所为之必要限制，因而与宪法第十一条、第二十三条并无抵触。
四 法院衡平之裁量责任
最后，在对系争规定做出合宪认定之后，本席仍不辞赘言地要提醒相关机关 (包括检察官与法院等) ，其亦有责任在个案的法律适用中，贯彻宪法对言论自由高度保障之意旨。除了对于刑法第三一０条之解释适用，应依前述解释意旨严格认定诽谤罪之处罚范围外，更须审慎衡量个案中是否具备第三一一条所提示之阻却违法事由及其他可能之超法规事由，俾于权益衡平之前提下，确保言论自由之最大活动空间。
爰提协同意见书如上。
大法官 吳 庚
本件解释开宗明义揭橥言论自由对建立民主多元社会有无可替代之功能，宪法应予以最大限度之保障。惟基于诸多因素，大法官盱衡现阶段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并未采纳时论甚嚣尘上之诽谤除罪化主张，而对刑法第三百十条诽谤罪之构成要件该当性作限缩解释，在此一前提之下，认为上开刑法条文符合宪法第二十三条之比例原则，与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之意旨，尚无违背。是本件系以转换 (Umdeutung) 同条第三项涵义之手段，实现对言论自由更大程度之维护同时又不致于宣告相关条文违宪，在解释方法上属于典型之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 (verfassungskonforme Gesetzesausle- gungen)。
查现行刑法第三百十条诽谤罪之规定与德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相当，德国刑法该条之文字为：“提出或传述侮辱他人或足以使他人在公众观感中丧失尊严之事实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罚金，但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在此限。以公开或文书为上述行为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或罚金。”上开译文之但书所称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在此限，依德国通说乃系对“有怀疑应作有利被告认定” (in dubio pro reo) 所为之例外规定 (参照A. Schonke/H. Schro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1.Aufl.,1982, S.1194) ，换言之，对于该条之罪，刑事法院固仍有依职权调查之义务，惟被告须负证明所指摘或传述者系属事实之举证责任，此与向来我国通说对刑法诽谤罪之诠释尚无显著不同。依本件解释意旨，被告之举证责任将有相当程度之减轻，嗣后不能仅以行为人不能证明其言论内容为真实即以刑责相绳。除行为人得提出相当证据证明所涉及之事实并非全然子虚乌有外，检察官、自诉人或法院仍应证明行为人之言论系属虚妄，诸如出于明知其为不实或因轻率疏忽而不知其真伪等情节，始属相当。
按陈述事实与发表意见不同，事实有能证明真实与否之问题，意见则为主观之价值判断，无所谓真实与否，在民主多元社会各种价值判断皆应容许，不应有何者正确或何者错误而运用公权力加以鼓励或禁制之现象，仅能经由言论之自由市场机制，使真理愈辩愈明而达去芜存菁之效果。对于可受公评之事项，尤其对政府之施政措施，纵然以不留馀地或尖酸刻薄之语言文字予以批评，亦应认为仍受宪法之保障。盖维护言论自由即所以促进政治民主及社会之健全发展，与个人名誉可能遭受之损失两相衡量，显然有较高之价值。惟事实陈述与意见发表在概念上本属流动，有时难期其泾渭分明，若意见系以某项事实为基础或发言过程中夹论夹叙，将事实叙述与评论混为一谈时，始应考虑事实之真伪问题。据此，刑法第三百十一条各款事由，既以善意发表言论为前提，乃指行为人言论涉及事实之部分，有本件解释上开意旨之适用。
本件可决多数通过解释文及理由书，本席亦表赞成，然略感意有未尽，爰提协同意见书如上。
相关附件
[编辑]抄黃○仁、林○秋二人聲請書
主 旨：為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六年度上易字第二六一七號刑事確定終局判
決所適用之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百十一條等規定，涉有牴觸憲
法第十一條保障新聞自由、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工作權意旨、
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等之疑義，謹呈請解釋
事。
說 明：一、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新聞自由為民主憲政與自由社會基石，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
互成正比，故新聞自由乃現代民主自由社會不可或缺之必要
機制，誠屬毋庸置疑。而我國憲法第十一條明文規定對言論
自由之保障，解釋上當然亦包含新聞自由在內，新聞從業人
員之工作權亦應為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因此，臺灣高等法
院以八十六年度上易字第二六一七號刑事確定終局判決，援
用刑法第三百十條及第三百十一條之誹謗罪規定，判處聲請
人黃○仁及林○秋應就所報導之新聞負誹謗罪責，聲請人認
為該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三百十條及第三百十一條誹謗
罪規定涉有以下之違憲疑義：
刑法第三百十條規定以刑罰懲處新聞報導涉有誹謗之行為，
牴觸憲法第十一條保障新聞自由之意旨及第二十三條規範之
比例原則：
以刑罰懲處發表新聞報導之記者，易使職司公權力行使之政
治人物藉諸刑罰來追訴新聞媒體言論之法律責任，進而令媒
體因畏於刑責而自我限制言論，達到其控制媒體言論目的，
大幅減低新聞自由所能發揮之監督功能，如此將使資訊流通
停滯，人民無從得知充分訊息，發表意見，凝聚民意，政府
公權力之行使更可不受監督，使民主政治機制中之公權力與
民意間失去衡平，形成公權力一言化獨斷專擅之現象。
是以，以刑罰懲處新聞媒體新聞報導之行為，其立法目的縱
是為保障私人名譽，然其結果恐將是使之淪為有心政治人物
用以箝制新聞言論之工具，破壞公權力行使與公眾民意間之
溝通、監督衡平機制，不僅嚴重牴觸憲法第十一條對新聞自
由之保障意旨，與憲法所追求之民主自由精神相違背，更顯
然違背憲法第二十三條規範之比例原則。
再者，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規定「能證明所誹謗之事為真
實者，不罰」，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原則：
按證明被告有罪之舉證責任應由擔任控方之檢察官或自訴人
負擔，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及第三百二十九條所明
定；又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一條之規定，證人有因恐受
刑事追訴或處罰之拒絕證言權，則舉輕足以明重，任何刑事
被告更應絕無自證自己無罪之義務，此乃刑事案件上「假設
被告無罪原則」所當然之理。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規定要
求被控涉有誹謗罪嫌之新聞從業人員，必須舉證證明其所為
之報導內容為百分之百真實，始能免於誹謗罪之刑罰，形同
課予身為刑事被告之新聞從業人員自證無罪之舉證義務，顯
然已違背對被告之「假設無罪原則」，違反憲法所規定之正
當法律程序，而此一立法單獨課予誹謗罪案件之被告「自證
無罪」之舉證義務，亦顯然違反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
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規定被控涉誹謗罪嫌之記者應舉證證
明新聞報導真實，形同剝奪新聞記者之工作權：
按憲法第十五條明文規定保障人民工作權，記者之職責在於
忠實報導所知訊息，雖有查證訊息可信性之職業義務，但並
非如同檢調司法人員般去掌獲事證，調查報導內容的確實真
相，倘若要求新聞記者必須充分「舉證證明」報導為絕對真
實，始能披露者，必將形同毫無可供報導之新聞事件，無新
聞工作存在之價值與必要。故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規定記
者必須負證明報導真實之義務，已侵害新聞記者受憲法第十
五條所保障之工作權，亦堪認定。
二、事實經過
聲請人黃○仁及林○秋分別擔任商業周刊之總編輯及記者等
職務，林○秋自立法院公報所載立委朱○良質詢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長陳○金之紀錄：「……目前也有一位新任的首長花
了二百七十八萬裝潢費，裝潢費的開銷是否應該事先在施政
預算時列入……」云云，並經向朱○良委員之國會助理黃○
文及信義大樓住戶蕭○倫查證，查知該新上任首長應是交通
部長蔡○陽，方於所撰「信義大樓內大官們的『房』事揭秘
」乙文中，內載「新上任的交通部長蔡○陽，花了二百七十
八萬的公帑，重新裝潢，整修官舍」等語，登載於八十五年
十一月四日至當月十日發行之商業周刊第四六七期上。同期
商業周刊另有筆名「秦○硯」者撰寫之「蔡○陽搶走王○剛
的公關愛將」乙文，內有評論蔡○陽為「氣量狹小」、「趕
盡殺絕」、「刻薄寡恩」等語。經蔡○陽以刑法第三百十條
第二項加重誹謗罪名提起自訴，臺灣高等法院以八十六年度
上易字第二六一七號刑事判決，以聲請人就新聞報導內容「
不能證明其為真實」，且內容足以貶損自訴人蔡○陽之名譽
，其非善意等為理由，判處聲請人黃○仁及林○秋各應負有
期徒刑五月及四月之誹謗罪刑責在案，因事屬刑法第六十一
條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聲請人不得上訴三審而告
確定。
三、解決爭議必須釋憲之理由
(一) 按憲法第十一條明文規定保障：「人民有言論、講學、著
作及出版之自由」，字面上雖無「言論自由」四字，但新
聞報導是人民言論自由的表達，且新聞媒體大多係以印刷
、出版方法，將所欲傳達的資訊或意見散布，如報紙、雜
誌等，均屬於出版形式之一，故而解釋上，我國憲法第十
一條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範圍係包含「新聞自由」在內，
此為我國憲法學者林紀東、林子儀等所共採，應無疑義。
另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亦同受憲法第十五條所
明文保障。
(二) 憲法第二十三條復明文規定對於憲法第七條至第二十二條
列舉之人民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
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
以法律限制之」，此即所謂對人民憲法上基本權利保障之
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直言之，欲對人民受憲法保障
之基本權加以限制者，除形式上必須制定法律規定為依據
外，實質上尚須審視此一限制之目的是否符合憲法第二十
三條所規定，所採限制之手段是否為必要且未過當等，方
符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
(三) 「新聞自由」為憲法第十一條所規定保障之人民基本權之
一，已如前述，且新聞記者之工作權亦應為憲法第十五條
所保障。然制定施行於行憲前，歷時六十餘年未曾修正之
刑法第三百十條誹謗罪條文，其規定為「意圖散布於眾，
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散布文字、圖
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
下罰金。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
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立法者為衡
平保護名譽與言論自由之衝突，雖另以刑法第三百十一條
規定「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等善意發
表言論之誹謗罪阻卻違法事由 (部分學者認為是阻卻構成
要件) ，然則在諸多新聞媒體從業人員因新聞報導而被控
誹謗罪案例上，司法實務援此規定，認為新聞記者必須證
明所報導之新聞內容「真實」，如無法證明者，該記者即
應負誹謗罪刑責，形同課予被告自證無罪之義務。
(四) 末按「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刑法第十二條
第一項定有明文，誹謗罪之成立亦必須以故意為其主觀不
法構成要件，始該當之。查新聞記者本乎職責，忠實報導
所採訪之各方訊息，主觀上自是相信訊息來源之可靠性，
方予報導，藉由各方報導、訊息、聲音之激盪，使大眾窺
知公共事件之真相全貌。是以，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六年度
上易字第二六一七號刑事確定終局判決，適用刑法第三百
十條第三項規定，單以新聞記者未能證明報導「真實」，
即予論處誹謗罪責，顯與罪刑法定主義不符，不僅違背憲
法第十一條保障新聞自由之意旨，侵害新聞記者受憲法第
十五條所保障之工作權，更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
則，其所適用之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百十一條等法律，
核已侵害剝奪聲請人受憲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五條所保障之
新聞言論自由及工作權等基本權利。
四、對本案之立場及見解
(一) 新聞報導為現代民主自由社會必備之「第四權」：
按新聞報導之內容如有不實者，記者等相關新聞從業人員
是否應負刑法誹謗罪刑責乙節，涉及憲法新聞自由保障與
刑事誹謗罪之關係。新聞自由應受憲法第十一條保障，已
詳前述，憲法之所以必須保障新聞自由，其目的在於保障
一個有組織的新聞傳播媒體，使其能成為政府三權以外的
一種「第四權」，以監督政府，防止政府濫權，發揮制度
性的功能。換言之，新聞自由已被視為是維繫民主政治、
自由社會於不墜的重要基礎，甚至有將之作為判斷一國是
否為自由開放民主社會的指標。而憲法保障新聞自由之目
的無非在於保障新聞媒體之獨立性及完整性，以維持新聞
自主，俾使其能提供未受政府控制或影響的資訊、意見及
娛樂，以促使大眾對政府及公共事務的關心，並進而引起
公眾討論，而能善盡新聞媒體監督政府的功能，第四權理
論即由此而生。
(二) 新聞自由為制度性的基本權利：
再者，新聞媒體監督政府的重要性可從兩方面來看。首先
，是新聞媒體具有提供資訊及形成公意的功能，這可以說
是新聞媒體傳統及一般性的功能。另一個重要性功能就是
在現實中，人民並未能有效地監督政府，尤其現代政府為
一結構繁複的龐大組織，如要監督這樣一個組織，必須要
有一個結構良好、財務健全、擁有專業評論家、具有獲取
充分資訊能力、並且有將其所獲資訊或評論傳遞給一般大
眾的能力之組織，才足以擔負監督政府之功能。而為減低
「寒蟬效果 (chilling effect) 」，避免新聞媒體因為
疑懼其報導或評論是否會受到法律的處罰，而作「自我檢
查 (self- censorship) 」，甚至於噤若寒蟬，不敢多言
。因此，對於新聞媒體發表之報導或評論涉及誹謗時，必
須賦予某種程度的特殊保障，不能單以嗣後證實其新聞之
真實與否，即予以誹謗罪相繩。總而言之，被稱為第四權
之新聞自由，是一種為了維護新聞媒體作為現代民主社會
中的一項重要機制所需之「制度性」基本權利，而非僅是
個人性之基本權利，是民主自由社會所特別賦予新聞媒體
的基本權利。
(三) 新聞自由受憲法保障，與公共事務、政治人物有關之報導
涉及誹謗時，應由被害者證明報導者具有「實質惡意」，
而非由被告證明報導之真實：
各國法例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自西元一九六四年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乙案以來，早已建立所謂「
憲法特權」之免責事由，將妨害名譽之法制「憲法化」，
使憲法保障人民言論或出版自由之規定，落實於妨害名譽
之民、刑法體系之中。就有關公務員之誹謗問題，聯邦最
高法院認為被告所為之報導僅於具有實際惡意 (actual
malice) 之情形時，始須接受法律之制裁，且該項主觀要
素應由原告舉證證明之。
其後其適用範圍及於政治並擴大於政治人物，亦即針對政
治人物言行所為之言論，苟該政治人物不能證明記者之報
導具有實際惡意，縱其所指與實情有所出入，亦不成立誹
謗罪責。美國最高法院數十年來均秉持此項見解，其目的
乃在維護並捍衛憲法所保障之表意自由，蓋政治人物之言
行事關公益，而表意自由之真諦，乃在促使大眾關心公共
事務，使能暢所欲言，而於此過程中，偶然之錯誤落差實
屬在所難免，如因此即須負擔民、刑事責任，人民必將三
緘其口，終會導致「自我檢查」之效果，憲法保障之表意
自由必將無法維持而名存實亡。
(四) 以善意報導及實質惡意等原則，限縮誹謗罪之適用，已廣
為歐、美、亞、非國家司法實務所採行，以具體落實對新
聞自由之保障：
新聞自由之應受保障，為近代民主自由社會之共識，對新
聞記者是否須因新聞報導內容不實，而負誹謗罪責任乙節
，應予參酌善意報導及實質惡意等原則，從嚴解釋之，此
不僅為歐、美先進民主國家所奉行，更已廣為日本、韓國
、菲律賓、南非等亞、非國家所採行，例如：
1.日本法院於「Kochi v.日本政府」案之判決中揭示：「
即使文章沒有被證實為真實的，犯罪意圖和誹謗罪亦不
應被認為是存在的……在這些文章中，作者錯誤地相信
他的文章是屬實的，並且有翔實的證據證明他的錯誤是
有充分原因的。」刑法誹謗條款被解釋為是替作者排除
刑事責任，只要作者有理由相信涉及公共利益事件的文
章是真實的，即便後來證實作者原本所相信為真實的內
容是錯誤的，仍不構成誹謗罪。日本最高法院目前對新
聞報導涉及誹謗罪之詮釋為：「當一個構成民事和刑事
誹謗被發現與公共利益事件相關，其本身是以公共利益
為出發點的，而且文中所稱事件之真實性後來可被確認
，這時文章的表述就不是非法的，即使真實性沒有得到
確認，只要當事人能找到原因，表明他錯誤地相信文章
是屬實的，這時，他的行為亦不應解釋為惡意或疏失。
」
2.大韓民國法院實務認為：新聞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
但是可能會被過分嚴厲的誹謗法而凍結，故報紙在有足
夠的理由相信文章真實性的情況下，為了公眾利益，發
表一篇有誹謗性文章時，不構成非法行為。進而言之，
即使沒有如此的證據證明，但如果誹謗者有足夠的理由
相信他的文章是屬實的，其行為亦不構成非法行為。
3.菲律賓上訴法院近來推翻了前總統阿基諾 (Corazon
Aquino) 控告記者涉及誹謗之有罪判決，其判決理由引
用美國判例，判定記者不應受到懲罰，因為該文章是對
「公共事務的公正評論」，且因為被告記者不知道文章
是不實的，也不是對文章不實的可能性棄之不顧，而仍
然予以發表。
4.南非法院於去年裁定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提出之誹謗訴訟
不受理，其理由為：誹謗性文章，如果涉及到自由與公
正的闡述政治事件，就應是受到憲法保障的，即便是不
實的，除非原告能表明，在所有情況下，文章都是不合
理地撰寫的。
5.澳洲高等法院於一九九四年在某國會議員控告報社誹謗
案之判決確認：作者的思想狀態，在涉及政治事務的誹
謗起訴案中，是一個需要調查清楚的中心問題。如果被
告能證明a.不知道所發表的資料是不實的；b.不是不顧
文章內容屬實與否、不負責任地發表文章；c.出版物是
在合理情況下出版的，被告就能免於因出版物而遭誹謗
罪追訴。澳洲高等法院強調：「對希望參與政治討論的
人作更多的要求，會給參加公共事務討論的評論人員及
其他參加者添加不切實際的，有時是嚴重的束縛，這種
約束嚴重束縛政治討論的自由，而這種自由對於現代政
府的工作效益和開明度如何是至關重要的」、「在政治
事務中表達思想的自由，必須延伸至保護政治討論不受
刑事和民事法律訴訟責任的牽連，如果這種討論想達到
預期目的的話」。
6.印度最高法院一九九四年在拉基哥波爾告訴泰米那都邦
(Rajagopal v. State of Tamil Dadu) 乙案判決理由
稱：即使出版物所依據的事實和聲明不屬實，他們也不
應獲得賠償，除非該官員能證明出版物是被告罔顧事實
之產物。在這種情況下，只要被告之新聞從業人員有充
分理由證明，在寫文章之前曾經對事實進行合理的求證
就足夠了，作者並不需要證明所寫作品本身的正確。綜
上所論，憲法上對新聞自由保障之意旨，具體落實於刑
法規範時，應與人民隱私權之保護取得適當之平衡。換
言之，應將誹謗罪構成要件限縮於新聞記者具有「實際
惡意」之情形時，始該當之，只要新聞記者對公共事務
之報導是出諸於善意，不問嗣後得否獲得證實，均應為
誹謗罪所不罰。
(五) 我國刑法第三百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已規定對公共事務善
意報導之免責事由，則不問事之真偽，只要是就公共事務
之善意報導，即應為誹謗罪所不罰：
我國刑法第三百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明文規定：對於可受
公評之事，而以善意發表之言論，不罰。該條立法理由復
載明「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否則箝束言論，足為
社會之害。故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本條所列情形者，不
問事之真偽，概不處罰。庶於保護名譽及言論自由兩者折
衷，以求適當。」論者雖有以吾國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
及第三百十一條有關誹謗罪阻卻違法事由 (部分學者認為
是阻卻構成要件) 之立法例，係分別因襲英美法之真實抗
辯及合理評論抗辯而來，前者適用於有關事實之言論報導
，後者適用於意見、評論之發表，就刑法第三百十一條第
一項第三款言之，如所涉言論為事實之陳述者，即不適用
之。然則：
1.事實與評論於邏輯、現實上本即難有明確之劃分；
2.刑法第三百十一條之立法理由亦明文闡釋本條之適用為
「不問事之真偽，概不處罰」；
3.新聞自由為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刑法第三百十條及第
三百十一條之解釋，除文義訓詁解釋外，更應著重於合
憲性解釋之要求，以落實憲法保障言論新聞自由之意旨
；
4.論理上，姑不論刑法第三百十一條究係第三百十條誹謗
罪之阻卻構成要件或是阻卻違法事由，其適用之前提均
是針對誹謗罪之構成而來，而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誹
謗罪構成要件規定是針對「事實」之陳述，換言之，評
論、意見根本就不屬誹謗罪之構成要件規範範圍，何須
另予立法阻卻排除，強要拘泥文義、咬文嚼字，僵硬解
釋第三百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適用不及於事實之陳述
者，將使該款規定形同贅文，毫無適用之可能，悖離立
法真意；
5.意見或評論之表達乃是個人主觀意念思想之展現，並無
絕對客觀之真假是非之分，根本不會構成誹謗罪，此為
學者林山田、林子儀、李念祖等共同肯認之見解，亦與
現行刑法誹謗罪之立法例相呼應，應屬可採。是以，刑
法第三百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適用不限於「評論」，
只要是基於善意，就可受公評之事發表言論，不問是事
實陳述或意見表達，均可適用。
(六) 誹謗罪應以行為人具有「誹謗故意」為必要，而非僅以「
不能證明為真實」者，即涵攝行為人有主觀犯意：
按「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刑法第十二條第
一項定有明文，誹謗罪之成立除客觀構成要件該當外，行
為人亦必須具有主觀犯意，始足該當，自不得僅以事後發
見報導不實，甚或記者無法證明其為真實等客觀事由，即
一概論處誹謗罪責，另須考量記者是否具有「誹謗故意」
，事理至明，毋庸贅述。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
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
條明文規定在案可稽，此即為所謂無罪推定原則。經查於
民國十七年制定、二十四年修正施行，歷經六十餘年未曾
修正之現行刑法第三百十條誹謗罪規定，其第一項有關犯
罪構成要件之規定為「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
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雖未規定是否須「明
知所傳述之事為不實」，但依據刑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解釋上仍以行為人具有「誹謗故意」為必要。第三項雖
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
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之真實抗辯原則
，其文義似應由被告負真實之舉證責任，但該項規定應是
賦予被告得據以主張免責之事由，並非證明犯罪之舉證責
任倒置，不能將之與第一項誹謗罪構成要件規定結合解釋
適用，衍出「不能證明真實」者就構成第一項誹謗罪之邏
輯，完全忽略誹謗罪主觀犯意之存否。
(七) 現行誹謗罪之規定，侵害記者等新聞從業人員受憲法第十
五條保障之工作權：人民工作權為憲法第十五條明文保障
。記者等新聞從業人員亦一項職業工作，新聞的真實固然
是每位記者應該念茲在茲、盡力追求的目標，但是新聞記
者只是普通人，既非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之神祗，亦非親
身經歷各個新聞事件的當事人，更沒有檢調、司法、監察
或行政之調查權，因此，記者的職責與義務不在於「發表
經證明為真實」之事實，而是以衡平客觀呈現各方聲音的
報導，使大眾得以窺知判斷事件全貌，若要求記者必須是
報導百分之百絕對真實的新聞，否則就會觸犯誹謗罪者，
其結果必將使新聞報導限縮在已被公認確定之事實上，大
大縮減可為新聞報導之範圍，形同扼殺新聞媒體業，進而
使記者等新聞從業人員之工作權受到侵害。
(八) 要求記者證明新聞真實性舉證責任義務，將大幅限縮新聞
報導範圍，損及全民利益，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
例原則：
新聞自由與記者工作權之保障等雖非絕對之自由權利，但
如與個人名譽保護有所衝突，須予以適當限制時，自仍應
遵照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以法律規定採行最適當、必要
且侵害最小之手段為之，方為合憲。查憲法係於民國三十
六年開始施行，而現行刑法誹謗罪規定則制定、修正於民
國十七、二十四年，歷時六十餘年未曾修改，其法條文義
早已不符時代潮流，更與憲法保障新聞自由之意旨相悖。
個人名譽固須藉由刑法誹謗罪之規定，予以保護，但仍不
得藉此而侵害憲法保障之新聞自由，致使民主自由社會蒙
受更多之不利益。有鑑於新聞自由為民主政治之基石，是
民主自由社會所必備之重要機制，保障新聞自由之目的在
於監督政府、推動民主政治，其利益歸屬於全民社會，遠
遠凌駕於誹謗罪對一般個人名譽保護之利益。是以，利害
相衡，縱認為保護個人名譽之目的，誹謗罪仍有存在之必
要者，在解釋適用上亦必須由整體公共利益出發，衡量其
對言論、新聞等表意自由之限制，是否適當、必要且侵害
最小等。就新聞報導涉有誹謗案件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條
第三項規定，要求記者負證明真實之舉證責任，如未能充
分舉證者，即應負誹謗罪責，形同將新聞自由之範圍限縮
在已獲證實或握有確切證據足以證實真實之事件上，大大
縮減新聞報導的空間，妨礙全民知的權利，其結果必將使
人民無法獲得充分資訊，公共事務之討論辨正趨於沈寂，
無法監督政府，足見強要記者證明報導真實，方能免除誹
謗刑責之見解，其對新聞自由之侵害已遠大於保護名譽之
必要與利益，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
五、據上論結，新聞自由為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新聞從業人員
之工作權亦為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有鑑於新聞自由為民主
憲政與自由社會基石，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互成正比，為避
免新聞媒體因擔懼誹謗責任而採行自我限制與檢查，致剝奪
大眾知的權利，因之對誹謗罪應予嚴格限制其刑罰要件，避
免淪為有心人箝制言論意見的工具，以充分保障言論新聞自
由，進而確保民主自由政治之運作。然而，我國現行刑法第
三百十條誹謗罪規定，由於施行已逾一甲子未曾修正，其構
成要件並未明文規定以行為人具有「明知不實，仍予報導」
之實際惡意為必要，復以第三項規定要求被告負證明真實而
無罪之義務，嚴重違反推定被告無罪、被告無自證無罪義務
、被告緘默權等保護刑事被告之正當法律程序，且牴觸憲法
第十五條工作權及第七條平等權等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是
以，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六年度上易字第二六一七號刑事確定
判決所適用之現行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百十一條誹謗罪之
規定，核與憲法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
相牴觸，顯屬違憲。為特謹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
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聲請釋憲審查，懇祈
宣告該等規定為違憲無效，以保障人民權益是禱。
六、相關文件
敬附臺灣高等法院就聲請人所涉誹謗罪案件之八十六年度上
易字第二六一七號刑事確定判決影本乙份。
謹 呈
司 法 院 公鑒
聲 請 人：黃○仁
林○秋
聲請代理人：羅明通律師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附件 一：臺 灣 高 等 法 院 刑 事 判 決 八十六年度上易字第二六一七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 ○ 仁 男
林 ○ 秋 女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林 天 財 律師
羅 明 通 律師
倪 子 修 律師
右上訴人，因自訴人蔡○陽自訴誹謗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五
年度自字第一一五八號，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五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黃○仁、林○秋部分撤銷。
黃○仁、林○秋共同散布文字，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黃○仁處有
期徒刑伍月，林○秋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捎佰元折算壹日
。
事 實
一、黃○仁係○○市○○○路○○○號五樓商業周刊總編輯，林○秋係該
周刊記者，二人共同基於散布於眾之犯意聯絡，推由林○秋於民國八
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上址，撰寫「信義大樓內大官們的『房』事揭
秘」一文，內載「蔡○陽裝修不當」「根據信義大樓住戶表示，目前
住在信義大樓十三樓，新上任的交通部長蔡○陽，大手筆花了 (新臺
幣，下同) 二百七十八萬元的公帑，重新裝潢，整修官舍，成為該棟
大樓住戶廣為流傳的『頭條新聞』……」，而由黃○仁決定將其明知
上開足以毀損蔡○陽名譽之不實事項，刊登於八十五年十一月四日至
當月十日發行之商業周刊第四六七期第九十一頁、第九十二頁予以指
摘並散布。黃○仁復明知與其同具散布於眾犯意聯絡之不詳真實姓名
、年籍、筆名為「秦○硯」之成年男子為商業周刊同期撰寫「蔡○陽
搶走王○剛的公關愛將」一文中，內載「自稱操守絕對沒有問題的蔡
○陽個性剛烈，雖然任事積極，但在撤換高鐵籌備處長林○一的事件
中，居然可以連發五份新聞稿，羞辱林○一，氣量狹小，趕盡殺絕，
已經讓媒體記者大開眼界。不過，更讓媒體受不了的，還在於蔡○陽
常常喜歡凸顯他的『夠力』，透過機要人員放話表示隨時有辦法讓不
友善的記者『調整路線』。這種直把媒體當『部用工具』的心態，在
民主時代號稱第四權的媒體環境來說，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平
心而論蔡○陽自己曾經是被鬥下台的人，那種難堪的滋味應該深刻。
蔡○陽『刻薄寡恩』的公眾形象，相當一部分是貼身機要人員好炫耀
權力，又喜歡『碎嘴』的結果」等詞，對於蔡○陽之社會地位、道德
形象、人格評價均具負面貶抑之載敘，係足以毀損蔡○陽名譽之不實
事實，猶同時決定將該文刊登於商業周刊同期第二十六頁、第二十八
頁予以指摘並散布；均足以貶損蔡○陽之名譽。
二、案經蔡○陽向原審法院提起自訴。
理 由
一、訊據被告黃○仁、林○秋皆矢口否認有何誹謗犯行，被告黃○仁辯稱
：商業周刊係屬於刊期七日而按周發行之雜誌，其出刊作業流程，係
於每周二截稿、周三印刷製版，而於周四出刊，是商業周刊第四六七
期之封面刊載期間雖為八十五年十一月四日至十一月十日 (即周一至
周日) ，然實際出刊日期應為同年十月三十一日 (即封面日期之前周
周四) ，復因當期出刊日適逢國定假日，所有作業流程俱皆提前一日
，而於同年十月二十八日截稿、二十九日製版印刷，並於三十日完成
出刊。而其於商業周刊第四六七期出刊之前置作業，包括審核稿件及
各版面之落版作業期間前，業於八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出境赴大陸北
京，迄當月二十八日深夜始返國，有護照上之簽證戳章記載與機票存
根影本足憑，上開林○秋、「秦○硯」之稿件，悉由主筆劉○志代為
審核，其於北京經由編輯同事之報告知有上揭報導之主題而決定刊登
，然並不知曉該報導之具體文字內容。再商業周刊於系爭第四六七期
披露自訴人有花費公帑，重新裝潢、整修官舍之報導後，交通部於八
十五年十一月四日確有以傳真方式函致商業周刊要求更正報導內容，
其接獲來函後即於同年月十一日發行之第四六八期以本刊說明之方式
，報導交通部來函更正之事實，益見其對自訴人個人並無預設任何立
場，而係出於新聞真實報導之義務，實無自訴人所指之誹謗犯行。被
告林○秋則辯稱： (一) 其於商業周刊第四六七期報導自訴人花費二
百七十八萬公帑，重新裝潢整修官舍之文字內容，係自立法院公報第
八十五卷第四十五期委員會紀錄第五十二頁，立法委員朱○良質詢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陳○金時提出「……目前也有一位新任的首長花
了二百七十八萬裝潢費，裝潢費的開銷是否應該事先在施政預算時列
入？……」之質詢內容而得知。為究明質詢內容所指之「新任首長」
姓名，其曾以電話向朱委員國會辦公室助理黃○文相詢，經伊告知質
詢內容係出於信義大樓住戶之陳情等語，其為進而查證復循線親赴信
義大樓詢查，經自訴人樓下住戶蕭○倫親口告知：朱委員所質詢花費
二百七十八萬元裝潢官舍之人，即為新任交通部長蔡○陽。被告再向
朱委員國會助理黃○文查證，黃○文初不願予以正面證實，然經被告
將新任閣員名單逐一詢問，迨問及交通部長蔡○陽時，黃○文即以大
笑方式回應，並囑其再向住戶查詢。足徵其係經由立法院公報朱○良
委員質詢內容之消息來源，並向朱委員助理黃○文及信義大樓住戶蕭
○倫反覆查詢屬實後，方為本篇報導，非憑空虛捏杜撰。 (二) 系爭
報導內容非僅針對自訴人個人，尚包括現任財政部長邱○雄、前任財
政部長林○國、總統府秘書長黃○輝、外交官戴○明、前新聞局長胡
○強與現任外貿協會名譽董事長王○清等，報導目的在於探討居住於
信義大樓首長官舍內各任新舊官員對官舍裝潢之不同作法暨其與同棟
大樓住戶之相鄰關係，此從系爭報導之標題「信義大樓大官們的『房
』事揭秘，蔡○陽裝修不當，王○清嚴重漏水，黃○輝搬來搬去，戴
○明非常隨便」文字，足為明證。參以商業周刊除於第四六七期以信
義大樓為題曾有上開關於自訴人之報導外，前於八十五年十月七日出
刊發行之第四六三期中，以「專訪交通部長蔡○陽；弊案和鬥爭風波
」為題，刊登對自訴人之專訪，使自訴人有闡述其施政理念，並澄清
外界關於其風評及弊案傳聞之機會，堪認商業周刊對於自訴人上任後
之施政旺盛企圖心，多予正面報導，並無詆毀誣蔑之情。其所為系爭
報導，純係本於新聞媒體客觀報導之立場，披露事實於眾，且其與自
訴人並不相識，互無嫌怨糾葛，確無誹謗之故意。 (三) 美國聯邦最
高法院自西元一九六四年以來，就有關公務員之誹謗問題，認被告僅
於明知或出諸不論真實與否之輕率所為之虛偽意思表示始應負責，此
項規則嗣並擴大及於公眾人物，亦同於適用。按言論自由之主要目的
，在保障一般大眾對公眾事務之自由發抒評論，以健全民主政治。為
貫徹其目的，對於批評政府或政府官員執行公務之言論，縱其內容不
實而侵害受批評者名譽，亦須予以保障。是凡善意報導政府或公務員
執行公權力行為之言論，不論其內容真實性及是否侵害被報導公務員
之名譽，均為憲法言論自由所保障，僅於公務員能證明攻訐者係「故
意」或「重大過失」以「內容不實」之言論侵害其名譽時，此種不實
言論方須受法律制裁。查自訴人為公務員，被告之上開報導復經詳實
查證方予撰述，實無任何「惡意」或「重大過失」可言，其確出於善
意而為適當載述，自不構成誹謗罪。 (四) 其撰寫系爭有關自訴人之
報導，消息來源係依據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五卷第四十五期委員會質詢
紀錄關於立法委員朱○良之質詢內容，業如前述。而被告所以報導此
問題係基於新聞工作者傳遞資訊報導之良知，就此攸關廣大納稅義務
人切身權益之立法院會質詢內容加以登載，藉以喚起社會大眾之注意
，並促使政府單位檢討改進，其意在要求政府施政之精益求精臻於至
善，顯係基於善意發表言論，而對於中央會議之記事為適當之載述，
應可阻卻違法而不為罪。再新聞自由應包含於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之
出版自由內，而憲法之所以保障新聞自由，其目的在於保障一個有組
織之新聞傳播媒體，使之成為政府第三權以外之一種「第四權」，以
監督政府，防止政府濫權，發揮制度性之功能。被告乃商業周刊之資
深記者，屬新聞媒體之一份子，其所為新聞報導應受我國憲法新聞自
由之保障，實與妨害名譽無涉云云。
二、經查：
(一) 右揭事實，業據自訴人指訴綦詳，被告林○秋對其撰寫「信義大樓
內大官們的『房』事揭秘」一文，被告黃○仁就其決定於商業周刊
第四六七期刊登被告林○秋及筆名「秦○硯」者撰寫之上揭文章二
則之事實，俱予是認，復有商業周刊第四六七期一本在卷可稽。查
自訴人就任交通部長時，與交通部三位次長之整修宿舍費用共計編
列預算為三百三十六萬元 (每位裝潢費預算各八十四萬元) ，自訴
人經由該部總務司雇工整修其宿舍計花費二十八萬六千九百九十三
元，已據自訴人指明在卷，核與證人即交通部總務司長林○政 (見
原審卷第九十一頁正面) 、證人即承作整修宿舍工程之昌富工程有
限公司實際負責人張○松 (見原審卷第八十八頁正面) 於原審審判
期日證述情節相符，復有該公司出具統一發票、估價單及交通部支
出憑證粘存單、零星修繕請修單各一件在卷 (見原審卷第五頁至第
七頁) 可稽，證人張○松且證述整修自訴人宿舍費時十日，除其施
作之工程外，該宿舍並無其他整修工程，經結證屬實，證人林○政
亦供證除上開張○松施作之整修工程及另買傳真機一部外，即未再
添置任何家具無訛，足證系爭整修宿舍費用確為二十八萬六千九百
九十三元至明，被告林○秋所撰前揭文章內載自訴人大手筆花費二
百七十八萬公帑整修宿舍乙節，難謂與事實相符。
(二) 被告林○秋固指稱：其撰刊報導自訴人整修官舍係源於立法委員朱
○良之質詢言論，並經向朱委員國會助理黃○文及信義大樓住戶蕭
○倫查證方為報導等語。然查立法委員朱○良於立法院法制委員會
第三屆第二會期第三次全體委員會議中，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
陳○金提出質詢時指出「……最近接獲消息指出，在新舊首長交接
時，新任首長對於前任首長內部的裝潢不滿意時，就全部打掉重新
裝潢，這方面的資料並不是很詳細……目前也有一位新任的首長花
了二百七十八萬裝潢費，裝潢費的開銷是否應該事先在施政預算時
列入？……」云云，觀其質詢內容並未指明斥資二百七十八萬裝潢
費之新任首長姓名，有當次會議紀錄節錄影本存卷足據 (見原審卷
第三十四頁至第三十八頁) 。再本院經囑託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訊問
證人黃○文關於被告林○秋就上開質詢內容向其查證之經過，據其
證稱：「他有來求證質詢內容，我答覆我們要經過會商才發布，但
我們會商後決定不公布首長姓名，我也並無告訴他首長的名字，及
花了二七○萬 (應為二百七十八萬) 元裝潢費用是何人」「我為了
保護消息來源，我們並不公布名字，也沒有向林○秋講消息的來源
及所指裝潢費達二七○萬 (應為二百七十八萬) 元之依據」，有臺
灣宜蘭地方法院八十六年七月十六日訊問筆錄在卷可佐 (存於本院
案卷) 。而證人蕭○倫於本院調查時亦證稱：「我未曾提供任何相
關資訊予立委」「林○秋向我詢問過新黨朱立委的質詢稿提及裝修
花了二七八萬元，我說若有應是對面的 (即指蔡○陽) ，但我未指
明金額，……未再提供任何相關資料予林○秋，我不可能看過帳單
或裝修情況」「二百餘萬是林○秋所提之質詢表，我住邱部長樓下
並無裝修之事，所以說若有應為對面」 (見本院八十六年六月三日
訊問筆錄) 。揆諸上開證人之證詞，可悉被告林○秋向黃○文詢問
時，黃○文已明指不公布首長姓名，並保護消息來源之態度。且其
向信義大樓住戶蕭○倫查訪時，亦係其提供質詢內容後，蕭○倫方
知有關二百七十八萬金額情事，況蕭○倫證稱其住於邱部長樓下，
未見邱部長家有裝潢動靜，因而告以如有裝潢應係住於對面之自訴
人等詞，衡其語氣純出於推猜臆測，復未就裝潢數額為任何證實或
提供相關資料甚明，尚難認證人蕭○倫有向其證實裝潢金額及質詢
內容所指首長姓名之情事，所辯其係向黃○文、蕭○倫反覆查證屬
實，方為報導云云，洵非可採。至被告林○秋另以：其曾以新任閣
員名單逐一向黃○文詢問，迨問及交通部長蔡○陽時，黃○文即以
大笑方式回應，其於當時情境下乃研判該首長應為自訴人乙節，經
訊據黃○文陳稱：「他有依很多名字來問，我一時應付他我大笑，
當時剛停頓在蔡部長的名字，可能他誤解」 (見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同上期日訊問筆錄) 。衡酌被告林○秋於本院審理時復坦承黃○文
確有告知朱委員不同意公布該首長姓名 (見本院八十六年八月四日
審判筆錄) ，是亦不能僅憑黃○文虛以應對時之笑聲遽而推論該質
詢內容所指首長即為自訴人，被告林○秋所為上開推斷客觀上殊乏
依據，不足擷為有利於其之事證。
(三) 按以善意發表言論而對於中央會議之記事為適當之載述者，不罰，
固為刑法第三百十一條第四款所明定。考其立法意旨係以中央會議
之記事，攸關社會公眾利益至鉅，其記事本宜公諸於眾，行為人如
基於善意對之作適當載述，縱有時因而損及他人名譽，亦得執為阻
卻違法之事由。惟若會議基於正當理由而明示不宜公開之記事，行
為人竟故加載述，或對於未經記載於紀錄之事項或內容故予懸揣或
隨意增損予以轉載記述，即已逾越善意之範圍，而未能援引本條款
資為阻卻其行為之違法性。查立法委員朱○良於立法院法制委員會
第三屆第二會期第三次全體委員會議中，就行政首長之裝潢費是否
應事先於施政預算時編列乙節提出質詢時，固曾語及某位新任首長
耗資二百七十八萬元裝潢官舍，然其質詢內容並未指名該首長之姓
名，有當次會議紀錄節錄影本存於原審卷可徵。而該立法委員之助
理於被告林○秋詢問時亦明確告知不予公開質詢內容所指首長之姓
名等情，業經詳述於前，復為被告林○秋所不否認，乃被告黃○仁
、林○秋俱未經詳實查證，亦未向自訴人或交通部總務司查詢，即
自行懸揣認定該新任首長必為自訴人，而由林○秋撰文、黃○仁決
定刊登關於自訴人大手筆花費二百七十八萬公帑整修宿舍之文字，
核其載述內容已逸出原質詢記事範圍而有隨意增捏情事，且尚乏實
據即遽予虛指自訴人花費二百七十八萬元整修宿舍，登載於商業周
刊供不特定讀者閱覽，自難以不具「惡意」卸責，所為難謂出諸善
意，尚與刑法第三百十一條第四款所定要件有間，亦不得援以阻卻
其行為責任。
(四) 自訴人鑑於與原高鐵籌備處長林○一理念不同，且認其預算編列亦
有不實，而以五十餘家顧問公司參與規劃亦有未妥，乃予以撤換，
並提出於交通部例行記者會上報告，將之作成新聞稿散發予媒體記
者，自訴人實未連發五份新聞稿對林○一施以羞辱，業經自訴人於
原審陳明在卷 (見原審卷第八十九頁正面) ，被告黃○仁對此亦無
爭執。再被告黃○仁亦未提出任何事證證明自訴人常凸顯其夠力，
透過機要人員放話指示隨時有辦法讓不友善之記者調整路線，及自
訴人刻薄寡恩之公眾形象，相當一部分是貼身機要人員好炫耀權力
，又喜歡碎嘴之事實。證人即自訴人之機要秘書黃定環於原審亦結
證稱自訴人並無如筆名「秦○硯」者撰載之上揭情事 (見原審卷第
九十頁、第九十一頁) 。查被告黃○仁職司商業周刊總編輯，其職
務性質包含報導及重要文章內容之討論、指揮記者採訪事宜、文章
落版之決定，舉凡文章刊登與否，文字內容應否增刪均屬總編輯之
權責，據其供明於卷 (見本院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訊問筆錄) 。又
被告黃○仁於八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出境赴大陸北京，迄當月二十
八日方入境返台，固有其護照上之簽證戳章記載與機票存根影本存
於本院案卷足憑，然上開林○秋及筆名「秦○硯」者所撰文章，咸
屬其決定刊登於商業周刊第四六七期，據其於原審及本院述明 (見
原審卷第二十九頁、第五十八頁；本院八十六年八月四日審判筆錄
) 。雖其辯稱：上開稿件於其出國期間截稿，悉由劉○志代為審核
，其並未實際觀覽文章之內容云云，然為劉○志所否認 (見本院八
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訊問筆錄) ，參以其既職司決定登載之責，衡情
殊無可能未經閱讀或先行了解文章內容即行決定刊載之理，所辯尚
無足取。至商業周刊曾於第四六三期對自訴人予以專訪報導，與本
件犯行之成立並無必然關係。而該刊事後於第四六八期就以交通部
名義傳真要求更正之函件以「本刊說明」之方式予以刊登，無論是
否意在更正，要屬犯後態度良窳之問題，均無由解免本件罪責之成
立。
(五) 按我國憲法第十一條關於「人民有出版之自由」之規定，學說咸認
所謂出版自由亦涵蓋新聞自由於內，而認新聞自由同為憲法所保障
之一種基本權利，固屬的論。矧之憲法所以保障新聞自由，端在保
障新聞媒體之獨立性與完整性，使新聞媒體得於本諸事實披露真相
，滿足人民知之欲望與權利，庶免媒體於意見表達前因疑懼其表達
遭致處罰而先行「自我事前檢查」，甚或造成所謂「寒蟬效果」。
然憲法所保障之新聞自由並非絕對之自由，亦非漫無限制，是我國
刑法為兼顧維護個人隱私權不受不合理之侵害，對於新聞自由亦限
制不得逾越一定程度而侵及人民之隱私權，是新聞自由於關涉他人
隱私權保護範圍內，應受合理之約束與規範，而其報導內容尤應為
「真實之陳述」，如其報導內容非屬「真實之陳述」，而達於以文
字誹謗他人名譽之程度，自非不得律以誹謗罪。再報館負責採訪之
記者，以及負責審查之編輯，對於他人之投稿或提供之資料，有查
明虛實而後登載之義務，如其登載內容僅涉於私德，或足以妨害他
人名譽而不能證明其為真實，則無論所登載者為自撰文字或轉載他
人投稿，均應負刑事責任。查被告林○秋為專業記者，自承擔任新
聞工作達七年 (見本院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訊問筆錄) ，被告黃鴻
仁為商業周刊之總編輯，負責審核並決定稿件之登載，咸具新聞報
導之專業知識與判斷能力，衡以被告林○秋並無實據而撰文指摘自
訴人以高達二百七十八萬元之數額裝潢官舍，揆其所載數額與每位
首長八十四萬元裝潢費之預算相較顯逾甚鉅，上開報導客觀上足以
使不特定讀者判斷誤認自訴人有虛費公帑、辱損官箴之情事。而筆
名「秦○硯」者所撰文章，其內容關於「氣量狹小」、「趕盡殺絕
」、「刻薄寡恩」等字詞，多屬情緒性對自訴人施以人身攻擊之言
論，難謂屬出諸善意之適當評論，且對於自訴人之人格、社會地位
、道德形象，俱屬負面、貶抑之評價，均足以貶損自訴人之名譽，
甚為彰顯。參以上開文章於刊載當時並無非經立即刊登即喪失時效
性之急迫情事，被告二人顯非無予以考證之餘裕時間，乃被告林瑩
秋竟未經證實，率行指摘，被告黃○仁負有決定文章刊載之權責，
猶未查明虛實同意刊載上開二篇文章並向外發行，其非善意，更非
適當，實甚明灼。至被告林○秋雖指所報導之主題係以信義大樓為
主，惟其虛指自訴人花費二百七十八萬元整修宿舍，足以損及自訴
人名譽，業如前述，復由黃○仁決定登載於商業周刊供不特定讀者
閱覽散布，自難謂無誹謗之犯意，所辯核屬砌飾諉責之詞，洵無足
採，其犯行堪資認定。又本件事證既臻明確，被告聲請勘驗自訴人
住宅，送請臺北市室內設計裝飾商業同業公會鑑定該屋裝潢費用，
並聲請傳喚證人廖○凌、李○絨、劉○志，以明自訴人所支裝潢費
之實際額數暨證明被告確無誹謗之主觀犯意，另聲請向中○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臺灣北區電信分公司函查 (○二) 三八九六○○九電話
號碼之用戶名稱，資以證明交通部嗣確曾以傳真方式致函商業同刊
要求更正報導內容，經核俱與被告已成立之罪責不生影響，尚無予
以勘驗、鑑定、傳喚及函查必要，附此敘明。
三、核被告黃○仁、林○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項之加重誹
謗罪。被告二人就林○秋所撰文章部分相互間、被告黃○仁與「秦漢
硯」就「秦○硯」撰述文章部分間，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
為共同正犯。被告黃○仁以單一犯意而為決定刊登系爭二篇報導於同
期周刊，所侵害者屬同一被害人之法益，應屬單一行為，而觸犯一罪
，併予說明。原審以被告事證明灼，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科
刑之判決，其理由記載對於犯罪事實所適用實體法之罪名，應與主文
所揭示之罪名兩相一致，方為適法，查原判決於理由欄記載被告二人
係共犯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項「散布文字，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
事」之加重誹謗罪，惟於主文揭示被告二人共同「意圖散布於眾，以
文字指摘及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所揭示者為同條第一項普
通誹謗罪之罪名，其理由之記載與主文揭示者非相契合，尚非允洽，
被告上訴意旨執持前詞否認犯罪，雖屬無據，然原判決就被告二人部
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仍應由本院就該部分予以撤銷並自為判決。經
審酌被告同屬新聞業者，明知媒體傳播之效應既深且廣，猶對未經查
證虛實之內容予以撰文刊登，足生貶損自訴人名譽之危害，及其動機
、手段、目的、所生危害程度暨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衡處如主
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十
四條、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刑法第二十八
條、第三百十條第二項、第四十一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
前段、第二條，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十一日
(本件聲請人委任之代理人李念祖律師、李家慶律師及蘇宜君律師八十七
年三月十六日所提補充理由 (一) 書略)
抄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法官陳志祥聲請書
壹、聲請解釋之目的
一、按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
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
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司法院釋字第三七一
號解釋著有明文。
二、本院審理八十八年度自字第二○八號被告高○錚、林○頌誹謗案件，
認為其所應適用之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百十一條，分別有牴觸憲法
第八條、第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及其他憲法原則 (
Verfassungsgrundsatz) 之疑義，業已裁定停止其訴訟程序。
三、茲依前述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並宣告
前述刑法條文因違憲而立即失效。
四、反訴人所指反訴被告所應適用之誣告罪，不在聲請解釋範圍內，併此
說明之。
貳、疑義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緣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下稱「司改會」) 於八十七年四月
初，對登錄於大台北地區約二千三百名律師，發出八十七年度法官評
鑑評分表，並於同年十一月四日公布評鑑結果，包括本案自訴人楊貴
志在內之六名法官，其分數經統計未達六十分。自訴人因認司改會此
舉觸犯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項之加重誹謗罪，亦即以散布文字、圖畫
，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遂以司改會之董事長高○錚、
當時之執行長林○頌二人為被告而提起自訴。上述第二項之加重誹謗
罪，以該第一項普通誹謗罪之構成要件為其基礎構成要件，屬於加重
規定。至於同條第三項及次條即第三百十一條，均為誹謗罪之免責條
件，關係被告是否成立犯罪。因此，在討論誹謗罪有無違憲之際，刑
法第三百十條及第三百十一條必須一併加以討論。
二、經查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規定：「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
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
百元以下罰金。」其第二項規定：「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其第三項規定：「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
益無關者，不在此限。」第三百十一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
有左列情刑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
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
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
當之載述者。」此等規定，箝制人民所受憲法保障發表言論之自由，
並且逾越必要之限度；而其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免責例外之規定，要求
被告自證無罪，違背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尤有進者，其保障竟擴大及
於「非捏造事實」之指摘或傳述，違背法益原則，致生違憲之疑義。
三、本聲請案係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百十一條涉有牴觸憲法第八條、第
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及其他憲法原則之疑義，屬於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之「關於法律有無
牴觸憲法之事項」。
參、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立法者之形成自由不可違背各種憲法原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 (註一) 立法者在行使立法權時，固有相當程度自由形成法律之裁
量 (Ermessen) 空間；惟仍須符合各種憲法原則始可，並非可以任意
為之。申言之，立法者之立法裁量或立法形成，唯有在憲法原則之規
範下，始有其自由可言，不能使其形成自由凌駕於憲法原則上；申言
之，其裁量必須本於理性抉擇，始得謂其合憲法；否則，以為立法萬
能而任意為之，乃裁量濫用 (Ermessens_fehlgebrauch) ，違背恣意
禁止 (Willkuerverbot) 原則，自難免其為違憲之立法。其次，憲法
乃國家根本大法，其得以隨社會變遷而益加周延、成熟，並貫徹其價
值於直接規範人民權利義務之法律命令，實應歸功大法官於歷次解釋
中揭示憲法之精神，並就聲請解釋之客體 (法律或命令) 及標的 (憲
法上權利或基本原則) 作成具體判斷，而使人民及政府機關有所遵循
。查「聲請憲法解釋之制度，除為保障當事人之基本權利外，亦有闡
明憲法真義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故其解釋範圍自得及於該具體事
件相關聯且必要之法條內容有無牴觸憲法情事而為審理」，司法院釋
字第四四五號解釋明揭此旨。因此，本案實有就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
項、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三百十一條之規定，是否牴觸憲法第八條之
正當法律程序、第十一條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第二十三條之比例
原則等詳加解釋之必要。
二、現行誹謗罪之規定違背法益原則
比例原則在刑事立法上，可以導出法益原則，蓋任何行為要加以犯罪
化，必有其「法益」 (Rechtsgut, bein juribigue) 考量。法益係
法律所保護之利益，亦為刑法存在之正當根據。刑事立法之核心，在
於其所保護之法益。刑法之任務，在於法益之保護。無法益保護，無
刑法可言；亦即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刑罰之必要。行為如未
造成「法益侵害」 (Rechtsgutverletzung) 或「法益危險」 (Rech-
tsgutgefaehrdung) ，則無將之犯罪化之必要。申言之，對於法益造
成侵害或危險之行為，始具有應刑罰性，而得立法加以犯罪化，乃法
益刑法之基本原則，是為法益原則。
法益本身依其價值評價之強度，而呈現法益位階。生命、身體、自由
、名譽、財產五者，按其順序，而高低位階化。生命法益最高，其次
身體法益，其次自由法益，其次名譽法益，而財產法益最低。此五種
傳統法益，稱之為「個人法益」 (Individualrechts_gueter ) 。與
之相關者，在個人法益之外，尚有一般法益即「超個人法益」 (Ueb-
erindi_vidualistische Rechtsgueter) 。所謂超個人法益，係指超
出個人以外之法益，其本質僅係多數個人法益之集合。例如內亂罪之
法益，應認係多數個人法益 (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 之集
合；而國內學者慣稱之為國家法益。又如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之妨害
秩序罪，其本質係危及多數人之居住自由安全性，則本罪之法益本是
個人自由法益之集合；惟國內學者慣稱之為社會法益 (註二) 。依新
法益觀點，意圖勒贖而擄人罪，係自由之實害犯，生命、身體、財產
法益之危險犯；劫機罪係生命、身體法益之危險犯，自由、財產法益
之實害犯；販賣毒品罪，不過身體法益之危險犯而已 (註三) 。
法益之功能，在刑法上有二：一為決定刑罰必要性；二為使得處刑合
理性。前者，有法益保護之必要性，始得加以犯罪化，是為法益權衡
原則，亦即立法必要原則；後者，其法定刑之刑罰種類及其刑度輕重
，必須與其所保護之法益具有相當性，是為法益相當原則，亦即立法
相當原則。法益相當原則，指法益侵害與刑罰賦予必須相當，亦即犯
罪與處刑必須相當，與立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相同。申言之，在有「
入刑化」之必要時，始得賦予該刑種；具有相當性時，始得為該級刑
度之制定。必須與其法益位階為合理而相當之規範，以免產生不合理
之法定刑。依前者，可以導出一基本刑事立法原則，即「無法益損害
，即無刑罰」原則。否則，立法者任意行使其刑罰立法權之結果，勢
必使得刑事法充斥「無法益之犯罪」 (rechtsgutsloses Delikt) 。
因此，法益之概念提供刑事立法體系化之標準。若無視於法律位階，
不知實害犯與危險犯有別，未能區分法律感情與道德感情，使得道德
感情凌駕於法律感情之上，將危險犯施以超過實害犯之處罰，對未侵
害生命法益之行為而施以剝奪生命之刑罰，是為由法匠淪為酷吏而不
自知，我為此懼！
查我國刑法誹謗罪所保障者乃「名譽」法益，該法之立法目的係在保
障個人名譽，並調和言論自由。惟刑法將誹謗性言論，除符合刑法第
三百十條第三項之要件，對於所誹謗之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有關
之事實，能證明其為真實者，得阻卻其違法外，一律認定係犯罪行為
，而科以刑事責任，並不問其法益侵害如何。惟查：所謂「名譽」，
乃個人人格在社會生活上所受之評價。準此，既曰保障名譽，則法律
所得限制者，僅為毀損他人之社會評價之不實言論；就刑法保護名譽
而言，足以毀損名譽之不實言論，才有以法律限制之實益，無法接受
真實挑戰之社會評價 (亦即虛假之名譽) 則不值得法律保護。申言之
，唯有「捏造」不實之事項或知其為捏造不實之事項，而加以指摘或
傳述，始足以毀損他人之名譽，始有名譽法益侵害之可言。對於本是
真實之事項，其指摘或傳述並不足以變更當事人「應有」之評價，即
無名譽法益侵害之可言，自非誹謗罪所應保障之範圍。
職是之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Powell 大法官曾言：「因傳述錯誤之
『事實』 (fact) 而負法律責任，或可想像，至若因發表『評論』 (
comment) 或『意見』 (opinion) 則不應有所追究，而應受表意自由
之完整保護。」 (註四) 惟我國現行誹謗罪，並不區分捏造事實與否
，縱該事項屬實，只須若該事項公開，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者，
即推定為毀損他人名譽，如與公益無關，即得以誹謗罪相繩。例如若
有紅杏出牆者，或享齊人之福者，因違背民法一夫一妻制，道德上應
受非難，惟依現行刑法，卻不得加以指摘或傳述，否則因與公益無關
，即有誹謗罪加身之危險。然則，其在道德上既應受非難，「應有」
之名譽已然喪失，何需保護？縱其違法之事實尚不為人所知，惟對之
加以指摘或傳述，並未捏造事實，又何誹謗之有？現行刑法以之為誹
謗罪，豈非以刑罰來保護非法？寧有是理！因此，我國誹謗罪，關於
虛假之名譽甚至非法之名譽，亦在保護之列，顯然違背法益原則。
三、現行誹謗罪之規定違背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憲法第八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
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其人身自由，又稱「人身之不可侵犯」，指人民有身體活動自由之
權利，而不受國家之非法干涉，亦即防止國家非法之逮捕、拘禁及任
何加諸於人身自由之強制行為。人身自由代表人民是一個自由人，同
時也是保障一切人權之起點。人身自由無疑是一最重要之人權，也是
擁有最高價值之人權。因此，剝奪自由權之法律，自應依正當法律程
序為之，始謂符合憲法之要求。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正當程序保障原則所派生之「實質正當」程序原
則，已獲得大法官多次是認。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宣言第八條宣示：
「任何人非依國家之法律或裁判，不得剝奪其自由。」爾後，其聯邦
增補條款及各州法律均稱為正當法程序 (Due Process of Law) 。實
質正當程序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之內涵，一般認為尚包括
罪刑法定原則、罪刑明確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無罪推定原則、罪疑
利益歸被告原則、被告不自證己罪之特權 (Privilege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 等原則在內。
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及第三百二十九條之規定，被告有罪之
證明責任在於檢察官及自訴人，不在被告。申言之，被告不負真實義
務，既有不自證己罪之特權，當然亦不負證明自己無罪之責任，此為
無罪推定原則所衍生之當然原則。同法第九十五條第二款更規定，被
告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同法第一百五十六條
第三項亦規定，被告未經自白，又無證據，不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
持緘默，而推斷其罪行。然則，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竟規定：「對
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
無關者，不在此限。」其規定似乎對被告科以證明真實之義務，苟不
能證明其為真實者，即不在不罰之列。準此，其規定顯然違背上述原
則，因而違背無罪推定原則，且與被告「緘默權」 (Schweigerecht
) 之規定相悖，進而不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四、現行誹謗罪之規定違背言論自由
憲法之所以要保障言論自由，其理論不一，有謂言論自由市場說 (
theory of marketplace of ideas) ；健全民主程序說 (democratic
proccess theory) ；實現自我說 (self-fulfillment theory) 等
(註五) 。無論係採上述何種理論，刑法為保護名譽法益而限制言論
自由，固有其正當性，惟必須有客觀而可驗證之標準，以決定何者係
為法律所不容認之言論，方無違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言論自由之保障。
由此觀之，真實之陳述即使足以引起個人負面之社會評價，惟因鼓勵
散播真實之資訊本是言論自由核心目的之一，寓有促進社會進步與資
訊流通之公益考量在內。因此，「真實」乃構成誹謗罪之阻卻違法事
由。
惟查：憲法之所以要保障言論自由，無論係為建立意見表達之自由市
場；或為提供社會成員了解事實真相之機會，以健全民主程序；或為
提供個人表現自由之機會，以實現自我；人民於發表言論時，由於過
於疑懼其言論因無法證明真實而受到刑罰之制裁，在無完全把握其所
言會被判定為真實之情況下，可能因而放棄表達，即會造成所謂「寒
蟬效應」 ( chilling effect) 。同理，新聞媒體於報導公務員時，
由於過於疑懼其表達之言論因無法證明真實而受到刑罰之制裁，在無
完全把握其所言會被判定為真實之情況下，可能乾脆不要表達。此種
「寒蟬效應」將使新聞媒體喪失意願或勇氣參與公共事務之討論 (註
六) ，因而阻礙新聞報導之自由，不惟媒體新聞報導制度之建制無由
成立，甚而一健全民主社會所仰賴公眾對政府或公務員所作所為之公
眾討論市場，亦將因而不可得。
尤有進者，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前段所要罰者，為不能證明為真實
之事項，包括捏造不實事項之陳述，與對不實事項之陳述，以及無所
謂實或不實之意見在內，亦即未加區分事實與評論意見之差異。此種
將不涉及事實之評論或意見加以處罰之規定，尤其牴觸憲法第十一條
保障言論自由。申言之，「事實」始有真假問題，亦始得「證明為真
實」，至於「意見」或「評論」則係表意人之主觀陳述，或立於客觀
研究而表述之看法，本質上並無真假問題，自無可能「證明為真實」
。何況，縱使證明為真實，並非出於捏造，如與公益無關，仍難免責
，則前述寒蟬效應難免，其規定仍屬違憲。
五、現行誹謗罪之規定違背比例原則
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
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是為人權概括保障規定。其第二十
三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
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
限制之。」其除外規定，為公益原則。其法律限制，為法律保留原則
(Prinzip des Gesetzesverbehalt) 。其必要二字，為必要原則，
實乃比例原則 (der Grundsatz der Verhaeltnismaessigkeit in
Weiteren Sinne,The concept of proportionality) 之規定。
比例原則要求行政、立法及司法行為，其手段與所欲實現之目的間，
應有合理比例關係，不得不成比例。當今，已是防止國家權力濫用之
「法治國家原則」 (Rechtsstaats_prinzip,Der Grundsatz der
Rechtsstaatlichkeit) 之一。德國學者Fleiner之名言曰：「警察不
能以大砲打麻雀。」 (Die Polizei soll nicht mit Kanonen auf
Spatzen schiessen) (註七) 孔子曰：「割雞焉用牛刀！」 (註八
) 而莊子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 (註九) 其
理亦同。凡此，足為比例原則之最佳註腳。比例原則之內涵有三： (
一) 適當性原則 (Prinzip der Geeignetheit) 。其意指所採取之手
段必須適合其所追求之目的，始得謂之正當，而具有適當性。申言之
，以法律為手段而限制人民權利，可達到維護公益之目的時，其立法
手段始具有適當性。 (二) 最小侵害原則 (Erfordlichkeit, der
geringstmoegliche Eingriff , Prinzip des geringstmoeglichen
Eingriffes.) 。其意指所採取之手段能達成目的，且無其他具有相
同效力而不限制基本權之更佳手段時，始可謂其侵害最小，而具有必
要性；申言之，於適當性原則獲肯定時，在達成立法目的有各項手段
時，應選擇對人民權利侵害最少之手段，其手段始具有必要性，亦稱
為必要性原則。 (三) 比例性原則 (Verhaeltnis_ maessigkeit im
engerem Sinne,Proportionalitaet) 。其意指欲達成一定目的所採
取手段之限制程度，不得與達成目的之需要程度不成比例，亦即必須
符合一定比例關係始可。
申言之，其立法手段固可達成立法目的，惟其法益權衡結果，仍不可
給予人民過度之負擔，造成人民權利過量之損失。
依據適當性原則之要求，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限於必要之干預；能
以其他手段而達成目的時，則應放棄刑罰。此由於刑法係以刑罰為其
反應手段，屬於規範社會共同生活秩序之最後手段。若以其他手段亦
能有效防止不法行為時，不應使用刑罰手段。惟在以其他手段未能有
效防止不法行為時，始得使用刑罰。此謂之刑罰之「最後手段性」。
在符合適當性原則時，立法者對於數手段之選擇，仍須符合最小侵害
原則及比例性原則；既不能以立法形成自由為詞，而選擇侵害較大之
手段；當其選擇該手段後，亦不能以立法形成自由為由，而使規定嚴
苛，以致形成對人民權利之過量侵害，使其目的與限制程序不成比例
。再者，法律係社會規範之一，刑罰僅係多種社會控制手段之一而已
，並非唯一手段，且係輔助手段，屬於治標而已。因此，刑罰具有輔
助性，是為刑罰之「謙抑原則」。欲收預防犯罪之效果，必須廣為運
用刑罰以外之制度，即教育、道德、宗教、緩刑、假釋、保護管束或
其他各種保安處分，始克竟其功 (註十) 。若其他社會控制手段不施
，未能防範犯罪於未然，反而藉由擴張刑罰之立法，欲求遏止犯罪，
使得原本針對犯罪「後」始加以處罰之刑罰手段，由於誇大其預防功
能，而將之前移至犯罪「前」即加以處罰，使得被告一有行為之危險
時，即要受罰，實與行為刑法原則相違。危險犯 (Verletzungsdeli-
kte) 之立法，尤應注意！德國法學家耶林 (R. von Jhering 1818-
1892) 謂：「刑罰如兩刃之劍，用之不得其當，則國家與個人兩受其
害。」 (註十一) 可不慎乎！明乎此，自然不會迷信所謂「刑罰萬能
觀」，以為刑罰足以治癒所有犯罪，更以為死刑足以遏止所有之重罪
，動輒以刑罰為手段，隨意賦予死刑甚至唯一死刑，以求對抗任何犯
罪，卻不思由其他治本方法著手，以求防止犯罪在先。因此，在立法
上，對於何種行為應予犯罪化，應依前述之法益觀點而慎重考量。否
則，輕易動用刑罰，破壞其最後手段性，使刑罰不再謙抑，而變成工
具，人民動輒得咎，「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註十二) 。
準此，前述最小侵害原則要求立法者追求任何合憲之目的，均應採取
最小限制人權之手段，故在多種可以達到制裁、匡正行為人誹謗行為
之立法手段中，財產權之剝奪 (例如課予懲罰性賠償金) 抑或回復原
狀之方式 (包括更正、道歉、撤回聲明等) 或其他民事、行政責任之
規制與制裁，已足達成相同之目的 (註十三) ，實無須以刑事制裁之
自由刑為手段，強使剝奪人民言論或新聞媒體報導之自由。因此，誹
謗罪立法違背刑罰最後手段性，而其自由刑亦非最小侵害之方法，違
背比例原則，故為違憲之立法。
以美國為例，美國在處理「誹謗」是否受到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保障
之問題時，係由一九六四年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案，
經Brennan 大法官在判決中強調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之民主核心價值
，而將誹謗性言論之討論提昇至憲法層次，從而擴大言論自由及新聞
自由之範疇，該案並確立了「事實抗辯原則」與「合理評論原則」兩
項原則，作為判斷案件是否構成誹謗之依據。對公務員和公眾人物有
關公共事務之討論，即便是不實之陳述，除非原告 (即公務員或公眾
人物) 舉證證明新聞媒體有真正惡意，否則，即使是虛偽陳述，亦不
能施以懲罰性賠償 (註十四) 。換言之，於此一美國判例中，確立在
對公務員和公眾人物有關公共事務之討論於事後檢證非屬真實之情況
下，一反英美法傳統上被告必須證明自己之報導係屬善意；反之，被
害人即公務員或公眾人物必須舉證證明媒體是基於惡意「「真正惡意
原則 (actual malice) 「「以內容不實的言論侵害其名譽之情況下
，此種不實之言論方要受到法律之制裁。換言之，認定對於公務員執
行公務之行為所為之批評，除非原告能證明被告行為當時即明知非屬
真實，或出諸不論真實與否之輕率 ( reckless disregard) 所為之
虛偽意思表示，即所謂具有「實際惡意」 (actural malice) 之主觀
要素，否則即難謂違法。此外，有關公共事務之討論，「應係無限制
、強而有力、完全開放，其中包含對政府與公務員所為之激烈、刻薄
以及有時不甚愉快之銳利攻擊」 (註十五) 。至「對公務員職務上行
為之批評，不得僅因其為有效批評且貶損其職務上名譽而喪失其憲法
上之保障」、「以法強制對公務員行為之批評須保證其事實陳述為真
實，……乃為一『自我檢查』 (self-censorship) 」 (註十六) ，
不啻因生嚇阻作用，減低人民自由發表言論之空間。
在美國，誹謗行為乃民事問題。其模範刑法典 (Model Penal Code)
並未將之列為犯罪行為。然則，我國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第二項
仍藉由刑罰限制不實言論。如此，將因「寒蟬效應」之影響，同時限
制人民與新聞媒體表達真實言論之自由。因該項規定在手段上已限制
媒體表達真實言論之自由，無法達成誹謗罪之立法目的；何況，其「
目的」與「手段」間之矛盾，已明顯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而
為違憲之立法。尤有進者，公務員擔任公職係其所志願從事者，而公
眾人物之「名譽」較諸一般社會大眾，本有較多接受公評之機會，此
應為公務員於接受職務當時所已納入衡量者。再者，公務員較之一般
社會大眾擁有較為優勢之社會資源與影響力，縱令遭受負面評論，該
公務員較之一般人民均有更多適度回復名譽之方式 (例如召開記者會
、要求媒體為衡平報導等) 供其選擇，因此法律上對公務員個人名譽
之保護略微減讓，並不足以影響該公務員個人之名譽。惟刑法第三百
十條第二項卻反將新聞媒體涉及公務員之報導，如經事後查證非屬真
實，反科以較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更嚴厲之刑罰，是其輕重失衡，
已然可見，益見其違反比例原則，而為違憲之立法。
肆、結論
一、誹謗罪只應處罰捏造事實之指摘或傳述行為
透過刑罰加諸人民乃至新聞媒體所自由發表言論之行為，形同賦予公
權力制裁言論之自由，除易造成人民噤聲之寒蟬效應外，稍有不慎，
極可能淪為政府翦除異己之工具。我國目前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
已日漸重視，新聞媒體尤要扮演民主制度下監督政府之重要角色，師
法目前英美法制皆偏向於以民事損害賠償與回復原狀之法律效果制裁
誹謗行為，故妨害名譽之行為有無必要入罪化，有關新聞媒體之報導
涉及公務員個人名譽時，是否構成誹謗以及對於構成誹謗者是否仍要
施以刑罰，亦即誹謗應否予以除罪化等問題，我國學者亦認有應重新
加以檢討之必要 (註十七) 。法務部研究結果，亦認為我國刑法第三
百十條、第三百十一條誹謗罪責宜否為除罪化之問題，稽諸美國法制
規定，尚非不得加以思量 (註十八) 。
然則，如前所述，名譽乃個人法益之一，應受刑法之保障。因此，本
院認為並無全部除罪化之必要，而應將其保障範圍亦即可罰行為限縮
於侵害名譽法益之行為。如其行為並非「捏造」事實而加以指摘或傳
述，亦非知其為捏造之事實而加以指摘或傳述，即無名譽侵害之可言
，不應施以刑罰。申言之，指摘或傳述真實之事實，應在言論自由保
障之範圍內，不受刑罰規範，充其量可研究其有無民事損害賠償之問
題而已。本案被告聲請本院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其對本案之主要觀
點如下，謹供大法官卓參：全國最高司法機關即司法院早於八十五年
一月三十日即訂定「法官評鑑辦法」，針對法官之品德操守及有無違
反辦案程序事項進行評鑑。司法院更於日前公布之司法改革革新措施
中，明白表示將修改法官評鑑辦法，放寬聲請評鑑要件，擴大評鑑效
果。此外，司法院亦表明將全面評鑑候補法官，若有不適任者，即予
淘汰。就此以觀，若稱司法行政機關評鑑法官是否適任為眾人喝采之
「司法改革」，而稱人民評鑑法官為干涉審判獨立、乃至於構成誹謗
罪而應論處刑罰，豈非「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質言之，
法官評鑑實係人民基於國民主權監督司法之具體行為，亦應受到憲法
言論自由之完全保障，率以干涉審判獨立以法相繩，完全無助於建立
司法之清新形象。
二、請併入前案一起解釋
縱上所述，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百十一條之規定，確已牴觸憲法第
八條、第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自屬違憲無效之
立法。惟查有關刑法第三百十條牴觸憲法之疑義，前已由理律法律事
務所之李念祖律師、李家慶律師以及蘇宜君律師代理商業周刊編輯於
八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向大法官聲請釋憲。茲請求大法官併案審理，並
考慮舉行言詞辯論，以昭公信。
伍、註釋
註一：語出「孟子」離婁篇。
註二：見陳志龍著「法益與刑事立法」，自版，七十九年初版，第一四○
頁及第五十二頁。參前述陳志祥著「論罪刑相當原則」，台灣基隆
地方法院檢察署印行，八十二年七月初版，第十頁及第十一頁。
註三：參朱光仁著「刑罰裁量與比例原則」，司法研究年報第十八輯第十
五篇，司法院秘書處，八十七年六月出版，第五十五頁。
註四：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418 U.S. 323 (1975) , at 339-
40. 其實早在一九一七年，美國紐約州法官LEARNED HAND在Nasses
Publishing Co . v. Patten (244 Fed. 535 (S.D.N.Y.1917) )
一案中即表示，基於信念所為之陳述或意見評論，並不若事實具有
真假問題，不論基於正當理由或是無理謾罵，皆應視為意見表達之
自由，而受到憲法之保障。
註五：林子儀著「言論自由之理論基礎」，載於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初
版，第七頁以下。
註六：林子儀，新聞自由與誹謗「「一個嚴肅的憲法問題，載於全國律師
，八十六年五月號，第三十五頁以下。
註七：見F. Fleiner, Institutionen des Deutschen Verwaltungsrech-
ts, S.404.引自林錫堯著「西德公法上之比例原則」，司法周刊第
九十八期，司法周刊雜誌社，七十一年十二月，第二版。其意係指
打麻雀用彈弓或鳥槍即可。
註八：語出「論語」陽貨篇。
註九：語出「莊子」讓王篇。其全文為：莊子曰：「今且有人於此，以隋
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
者輕也。」引自陳志祥著「論罪刑相當原則」，台灣基隆地方法院
檢察署印行，八十二年七月初版，第五十六頁。
註十：見張甘妹著「刑事政策」，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八十年一月修
訂再版，第十三頁。
註十一：見林山田著「刑罰學」，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八十一
年二月修訂第一次印刷，第一二六頁至第一二七頁。
註十二：語出「論語」子路篇。
註十三：Lois G. Forer, A Chilling Effecr,W.W.Norton & Company
1987,pp.336-360.
註十四：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 。本案之詳細
介紹可參見 Anthony Lewis著，蘇希亞譯「蘇利文案與言論自由
：不得立法侵犯」，八十八年版。
註十五：法治斌著「新聞報導與誹謗罪：一個憲法觀點」，第七十一頁，
收錄於氏著「人權保障與司法審查」，八十三年版。
註十六：林世宗著「美國憲法言論自由之理論與闡釋」，第二二○頁，八
十五年版。
註十七：段重民著「媒體之新聞報導與誹謗「「報導與評論之界限？」載
於全國律師，八十六年五月號，第四十七頁以下。
註十八：見「名譽權保護之研究」，法務部印行，八十五年十月，第四十
四頁。
陸、附件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自字第二○八號被告聲請狀連同附件十九件
共一本。
此 致
司 法 院
聲 請 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法官 陳志祥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十四日
(本聲請書附件略)
